重判“故宮大盜”能挽回故宮臉面嗎

一些落馬官員，雖然涉案金額巨大，但常常被“從輕發落”，而弱勢如石柏魁者在量刑中常常被從重從嚴。執法“看人下菜碟”的行為充分表明，要打破公眾對司法的普遍焦慮，必須從認真對待每一個石柏魁開始。

 

□評論員 石念軍

 

幾乎與案發時的情形一樣，“故宮大盜”石柏魁一審判決結果一經傳開，就引發了輿論的強烈關注。北京二中院依據一審查明的事實，認定被告人石柏魁去年5月8日在故宮博物院竊得香港兩依藏博物館在此展出的9件展品，另涉兩起盜竊舊案。盡管控辯雙方就量刑是否從重問題當庭激辯，但被告人最終一審領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罰金1.3萬元。

 

輿論的關注在於：13年刑期是否量刑從重，甚或過重？公眾輿論雖無權干擾司法，且石柏魁確已偷竊，但其犯罪行為是否“情節特別嚴重”，人皆可有自我判斷。

 

據一審審判長解釋，“石柏魁在故宮博物院內採用破壞性手段實施盜竊，致使三件展品至今無法找回，其行為社會危害性極大，依法應認定為具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並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幅度內量刑。”同時，“鑒於石柏魁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並具有坦白情節，依法對其予以從輕處罰。”

 

對比現行司法規定可見，“情節特別嚴重”屬於盜竊罪量刑的最高一檔，“情節特別嚴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根據之前公布的相關案情，法院的這一認定，其實與公眾的認知存有較大差異。

 

首先，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既不懂文物知識也不知所盜文物價值幾何的石柏魁，與所謂的“故宮大盜”著實差得太遠。其次，決定判決本身的，應該是犯罪行為本身，而不能因為是在故宮行竊，就必然對犯罪行為加以特殊的重罰。考量案件的社會影響，固然是司法尊重“國法、天理、人情”的體現，但如果以社會影響程度的大小認定犯罪行為情節嚴重與否，無疑有損司法公正。

 

再退一步講，即便故宮遍地“國寶”，但它以商業方式承辦的展覽，能與其他商業場合有多大差別？事實上，輿論之所以高度關注此案，正是因為對故宮安保失職的不滿。

 

誠然，管理部門失職和盜竊分子作案是兩碼事，問責路徑也截然不同。但現在，一方面是故宮無人承擔失職之責，一方面是犯罪分子從重領刑，兩相對比折射出了涉事雙方的不同力量對比。就地位、資源、關系等因素而言，石柏魁與故宮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公眾為什麼覺得此案一審被重判，正是感覺故宮試圖以此結果挽回顏面。

 

公眾對故宮失竊案審判的關注，並非僅關注石柏魁的具體刑期，它實際上凸顯了一種普遍的焦慮。因為根據對以往很多熱點案件的圍觀經驗，司法的尺度在不同的人面前往往有不同的表現。一些落馬官員，雖然涉案金額巨大，但常常被“從輕發落”，而弱勢如石柏魁者在量刑中常常被從重從嚴。執法“看人下菜碟”的行為充分表明，要打破公眾對司法的普遍焦慮，必須從認真對待每一個石柏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