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 劉敏
杭州600家民企近日聯名上書向浙江省政府“求救”,請政府幫助度過因銀行催貸而引起的資金鏈危機。
這600家民企中,不乏行業龍頭和中國民企500強企業,他們向政府提出了兩點訴求:一是希望浙江省政府成立專門小組盡快處置危機,二是希望政府出面協調銀行暫停收貸,並將銀行近期所收貸款暫時發還給企業,3年之內不削減相關企業的貸款額度。
這類舉動並不多見,危機之深重可見一斑,或許對上書求救的許多企業來說,這是關系到企業生死存亡的時刻。政府救還是不救,是一個問題。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要不要救華爾街,曾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在美國民眾看來,華爾街的投機金融家們,在光景好時,賺得盆滿缽滿,並沒有分給社會一分錢,現在深陷在自己造成的危機當中,卻要政府花納稅人的錢去拯救,既不公平也不合理。這個事也成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導火索之一。結果我們都知道,美國政府還是出手救市了。
中國與美國不可簡單類比,從中凸顯的問題卻值得深思。就中國來說,倘若在計劃經濟時代,出現上述情況,政府很大可能會出手救企業,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不是個容易做出的選擇。
在一種主張市場自由的經濟理論看來,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政府最好不要去干涉企業經營,“政府之手”伸得越短越好﹔企業經營不佳乃至要破產倒閉,那也是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結果,無須政府過多操心。
如果這次要求政府救企業,很可能意味著,企業狀況好時要“自由”,企業遇到了危機就要政府出手干預,那麼上述經濟理論便難以自洽,將面臨理論困境。救的困境還不止在理論層面,也牽涉到社會現實層面的公平問題,畢竟政府救市的錢屬於公共資金,不完全來自被救企業的納稅。
政府不救,這個選擇同樣不輕鬆。那麼多企業若出現“三長兩短”,對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所引發的失業等連鎖效應,也很可能演變成社會問題,影響到社會穩定,這是任何國家和政府都不願見到的局面。特別是對於那些資產規模很大,在行業內舉足輕重的重量級企業,一旦出現危機,社會影響更大更廣,政府其實很難選擇旁觀態度。
此外,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企業家個人正常所得之外,也為整個社會創造了財富,提供了就業機會,某種意義上說,企業履行了社會責任。既然企業經營有其社會性一面,當企業面臨危機,政府或者說社會救不救,也是問題。
我們認為,面對600家民企的聯名上書,政府救還是不救,需要充分認識到其復雜性。這個問題不僅關系這些企業的命運,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企業關系的重大命題,需要在實踐中審慎而行,也需要在經濟理論上作出判斷和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