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心血管專家胡大一在長城國際心臟病學會議上表示,我國一半的心臟支架都不靠譜,通過植入支架來介入治療心血管疾病存在濫用的情況。據了解,目前我國每台心臟介入手術平均使用約1.6個支架,依此推算,2011年中國介入支架使用量超過65萬個。(10月14日《中國青年報》)
心臟支架為何被過度使用?原因之一,是安放支架能給醫生帶來“差價回扣”。一個成本僅為3000元的國產支架,賣給患者時價格動輒數萬,進口支架的“牟利黑幕”更讓人瞠目。另一個原因是,在“以藥養醫”傳統的間接慫恿下,動輒安支架已經成為心血管治療領域的“流行病”。
不過,當下的問題,並不在於支架手術及支架本身靠不靠譜,而在於支架手術的必要性常常缺乏必要論証。患者急於擺脫病痛,與醫生在專業知識和醫療信息方面又不對稱,往往會如魚肉一般成為“被支架”的對象。
與此同時,還存在一個基於醫學科學倫理的悖論。一方面,醫生有根據經驗和專業知識判斷病情,並給出治療方案的自主權﹔另一方面,醫生專業水平的良莠不齊,也導致了診治精確度的差異及誤診的可能性﹔此外,現代醫療檢測及器械醫療技術的發達,亦助長了醫生全面綜合診療的技藝退化及惰性增加。醫療資源的區域性分化,客觀上也讓醫生沒有太多時間去耐心診療每一位病人。
這些因素“失衡”催生的“偶然誤差”,是支架濫用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推動因子。從這一點來看,支架濫用其實也是現代社會“診療粗糙化”的一個側面征兆。醫生和患者都沒有太多主觀精力去選擇“最優化”的治療方案,都有意無意地直奔最快最簡單的“手段”而去。這種短平快,盡管可能短時間內“治標於無形”,但因此產生后遺症及護理上的麻煩也讓人擔憂,其隱患也很大。
所以,除了要出台刀砍“以藥養醫”的機制,對於植入心臟支架及重大疑難疾患的治療,應盡快引進專家評估委員會制度。從醫生的患者人均問診時間、到檢查、開藥等一系列環節,評估醫生治療方案的合理性。
如此,有利於規避醫生為追求看病效率,而粗線條、流水線式作業。對於安放支架這樣的可能會引發各種后遺症及高昂醫藥、養護費用的診療手段,醫生也須盡到告知的義務,盡可能呵護患者獨立選擇的空間,保障其知情權。
祛診療之粗率,在“看病難”與“看病貴”並現的今天,很難一蹴而就。但如不從思路及機制上積極革新,類似“濫用支架”的過度醫療亂象難從源頭上有效監控。成立醫療專家委員會定期抽查醫生特定診療病例,不失為一個可以嘗試的制衡之舉。
(王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