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公正評價中國政治改革

據《大公報》10月18日評論：

近期不少輿論大力疾呼政改，斷言“政改停滯，裹足不前”、“小則羈絆經濟發展，大則危及中共執政”等等。媒體能坦率公開發表政治主張，是中國民主進步的表現。筆者以為，推進中國政改須有兩個前提：一是公正評價政改，堅持穩步推進﹔二是突破理論誤區，堅持中國特色。前提不清而激越推進，往往事與願違，甚至彎急翻車。

肯定進步事實

中國上層建筑若如上述輿論之評價，何以解釋經濟持續三十年突飛猛進，超越日本躍升世界第二？中國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應基本肯定還是否定？公正評價中國政經關系及政改，須考慮中國傳統文明、西方政治觀念、馬克思主義“三大因素互動”形成的獨特政治生態，須用異於西方的創新尺度。

全國政協常委、原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接受香港《大公報》專訪指出，“認為中國至今沒有進行政改是一個很大的誤區”，“改革從一開始就是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相結合”，而且是“先有政治改革，才有經濟改革，才有市場經濟。”他還指出，“中國三十多年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取得這麼多成績，就是因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在保障著、推動著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民主政治已經有了很大發展，比如，過去有人講人民代表大會是一個擺設，政治協商會議是一個花瓶。現在‘兩會’已經成為中國貨真價實的民主節日，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中央文獻研究室在《瞭望》發表文章認為，“十年來政改看似波瀾不驚，實則變化巨大”，以詳實數據與事實全面論証了中國政改進展。筆者以為，如何評價政改現狀，關乎今后政改路徑選擇。政改“裹足不前”等斷言不僅偏頗過激，而且會干擾政改進程。

突破理論誤區

一是突破“蘇式馬克思主義”誤區。單一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既非馬克思理論又悖中國實際。恩格斯晚年曾提出“出於論戰需要，我和馬克思過分強調了經濟決定作用”及“決定上層建筑因素是多方面”的“中間理論”。中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並非“單一突破”關系，而是“綜合互動”關系，這是特色政改的理論依據。二是突破“制度決定一切”誤區。中國足球改制徹底而成績最差﹔乒乓、跳水、體操改制滯后卻世界第一，動輒歸咎“體制問題”是過時的唯制度主義。三是突破“單一普世價值”誤區。普世價值並非西方專利而是多元構成。過激政改主張，潛意識仍以西方大選民主為標准，否則從何得出中國“政體落后”結論？

《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民主”一文指出，胡錦濤“7．23”講話強調以法治推進和保障民主，顯然中共現階段無意推進選舉民主。在社會分化非常嚴重、民眾仇富仇官情緒非常強烈的情況下，大選可能帶來社會混亂甚至災難。被選上台執掌權柄的領導人，極可能是蠱惑人心的極端民粹者，他們可以借民主辦到一切，惟獨沒有真正的民主，“文革”所謂大民主就是極好參照。鄧文還提出，大選民主是否會分裂中國？一些國家阻礙中國崛起手段之一，就是制造中國民族分離勢力，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借鼓吹中國實行民主搞分裂。

筆者以為，大選民主確有其長，但當下中國推行之，難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更何況，近年西方民主政治觀正在發生變化，興起“協商民主”研究熱潮，提出大選民主已不能滿足現代民主要求，因為人們還希望在政府決策、政府施政、政府監督、社會治理上有更多參與權，“協商民主”可以彌補西式民主的先天缺陷。西方剛剛開始理論探討和局部實踐，中國已實踐了半個世紀，堪稱“協商民主”鼻祖。

強化綜合反腐

中國政改呼聲日高，主要原因並非經濟出了大問題，更多是民眾對貪污腐敗、兩極分化等強烈仇恨倒逼出來的緊迫感，還摻雜著敵對勢力的顛覆運作。貪污腐敗單靠政改是除不掉的，要靠綜合手段特別是“德教”等社會改革。馬裡蘭大學教授奧爾森《國家的興起和衰落》一書指出“任何國家隻要長期政治穩定，都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美國司法部報告，近20年50個州腐敗案達1.7萬例，17945位聯邦、州官員遭指控（年均897人），腐敗亦很驚人。俄羅斯、印度實行了大選民主，“廉政指數”卻低於中國，說明西式民主並不能消除貪污腐敗。筆者以為，中國政改之路還很長，既要採他山之石，也不能妄自菲薄。堅持中國特色，穩步推進政改，強化綜合反腐，將成為十八大重大政治關切。（作者陳群為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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