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釣魚島被熱議，應感謝互聯網

沈 逸

2012年由日本對非法竊佔的中國領土釣魚島實施“國有化”鬧劇引起的釣魚島問題，具有與以往不同的鮮明特征：這是一次同時在網下與網上兩個彼此嵌套又相對獨立的空間裡展開的、兼具國內和國際屬性的特殊事件。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多數大陸普通民眾，只是對釣魚島問題進行“遠距離關注”，但得益於網絡空間的形成，特別是得益於以微博為代表的新媒體的迅猛擴展，2012年的釣魚島問題，成了一次全民圍觀下的外交事件，而中國的網民結構，又從另一個方面決定了其特征。

截至2012年6月，56.8%的中國網民年齡不足30歲，大專、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網民佔總數的21.6%，高中/中專/技校及以下學歷的佔78.4%，其中初中學歷人群在所有網民群體中升幅較為顯著，佔到37.5%﹔從收入水平來看，74%的網民月收入低於3000元，月收入超過5000元的僅佔9.9%。

從借助網絡平台傳達的各種信息，以及所造成的各種后果來看，網絡平台發揮了以下三種主要的作用：

第一，作為交流信息、資料的學習平台，網絡梯度推進與釣魚島相關史實、檔案資料以及理論背景的普及教育進程。釣魚島問題的由來、發展與演進，涉及中國古代與藩屬國的關系、中日自甲午戰爭以來的種種糾葛、二戰后期至今美國謀劃亞太戰略的種種方案、與爭端解決相關的各種國際基礎概念與裁決依據、海量歷史史料的真偽鑒別。網絡平台為這些資料的傳播提供了天然平台，但也對網民的學習能力提出巨大考驗。

第二，作為各種不同觀點、主張、論述彼此競爭的廣場，提供了形式與程序上相對平等的人人參與的平台。微博、貼吧、論壇、博客構建的綜合平台，網絡提供了“總有一款適合你”的綜合參與體系。這種討論主要通過“打字”而非“說話”實現，一定程度上“言說”和“行動”彼此結合，帶來了更大的滿足感。

第三，成為檢驗意見領袖外交政策論述能力的考場。圍觀的大量網民在期待意見領袖提供清晰論述的同時，也在隱約中檢驗著意見領袖外交政策的論述能力及其真實的利益取向。而部分意見領袖也不出意外地展現了“一切問題都是體制問題”的強大論述能力：當中國外交部表示抗議過於“軟弱”，是“體制問題”﹔當執法船護航有新聞沒圖像時，是“體制問題”﹔當有了圖像而看不清國旗時，是“體制問題”﹔當有了示威游行且有了打砸搶之后，則更是“體制問題”。

綜合對網絡資料的初步分析，基本上能發現，釣魚島問題進入網絡空間后，主要以碎片化、簡單化、抽象化的方式進行傳播，“釣魚島”三個字被各種行為體共同建構成了一個傳播符號，用以寄托、表達或者合法化各種觀點、言論、主張乃至線下的行動。對政府來說，如何確保將現實世界中與釣魚島相關的政策、行動付諸有效實施，在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同時讓中國民眾理解且滿意，構成了考驗決策者決策、執行能力的新挑戰﹔對真正從國家利益視角關心此事的民眾來說，在宣泄情緒、參與討論和採取正確而有效的行動之間做出相應的取舍，也構成一種全新考驗。而中國，則將在這種挑戰與考驗中前行。▲(作者是復旦大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