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10月26日電(記者 劉茸)據中國社科院今年下半年發布的《城市藍皮書》,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了6.91億,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1.27%,城鎮常住人口首超農村常住人口,學界和不少決策人士視之為中國社會的一個關鍵轉捩點。
城鎮人口中有一部分是“被城市化”
在昨日召開的2012年第二次中國智庫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對上述數字提出了質疑:“這6.91億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城市化’的,他們是1.59億農民工。從統計資料上他們看是城市人,但他們的福利、住房、教育都是農民工式的。真實的城市化率隻有40%。”
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生副所長魏后凱雖然沒有贊同“真實城市化率僅40%”的判斷,但也指出,現有的城鎮人口統計中包含大量農業人口。2011年外出農民工的人數相當於城鎮總人口的23%,而現有統計城鎮人口中,農民工及家屬佔據整體的27.5%。
以“城市化”這一概念在人口以外的意義而言,農民工及其家屬很難構成真正的城市化力量。他們不受城市各項福利保障措施的覆蓋,因其高度流動性而無法穩定成為產業工人,對城市產業轉型貢獻極為有限,也達不到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專家們均認為,如下一步不將農業人口轉變為真正的城市人口,城鎮化程度將止步不前,而這將直接阻礙我國“本世紀末成為中等水平發達國家”目標的實現。
魏后凱認為,越過50%人口城鎮化率的拐點之后,中國城鎮化的加速度將開始下降,今后的重點將是提高城鎮化質量,它包括一些關鍵內容:推進目前嚴重滯后的城鎮第三產業發展,建立大都市圈產業鏈分工模式,以及在中國中西部、東北地區構建一批新的增長極,以形成多元化區域競爭格局。
專家們對於第三產業發展不足的現狀並無異議。馬曉河認為,制約目前中國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發展的瓶頸,在於人口沒有集聚。“人口不集聚,服務業就發展不起來。你到深圳的洗腳一條街去看,服務的人多,消費的人少,為什麼?因為人口沒有集聚。”
大城市患“膨脹病” 小城鎮不斷衰落
魏后凱則認為人口的集聚呈現兩極化:大城市患了“膨脹病”,有吸納能力,無承載能力﹔小城鎮則不斷衰落,有承載能力而無吸納能力。他認為,上述現象的形成是由城鎮資源配置的行政化傾向導致的——資源集中向大、特大、超大城市高度集中,向首都、省會、副省級城市、地級市高度集中。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研究員李津逵說,行政級別越低越沒有財政自主權。以順德為例,每年工商業收入是60多個億,其中自己可支配的財政收入僅6個多億。深圳市寶安區大浪街道下屬的一個社區有13萬人,隻有5個籃球場,這13萬人都是新生代農民工,每年出生率是千分之十,“未來我們會需要多少錢來建籃球場?但這些錢在哪兒呢?都在深圳市。他們用來做什麼呢?花2000億辦大運會。”
他認為,這種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狀況,導致花在民生上的錢非常少。“公共服務這塊不是市場調節的,我們能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哪一天突然良心發現把這個部分改進了呢?”
馬曉河相信這並非良心發現的問題,其根本症結在於城市並未圍繞吸引人口來建設。“可以說現在沒有一個城市考慮到這一點。現在城市是為了什麼建設?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漂亮,政績,臉蛋。越有錢的城市建設得越漂亮,越大的城市公共服務越好,這就導致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越集中服務壓力就越大,最終財力承擔不了,隻能用行政方法限制,於是限購等政策就出台了。”他認為,核心問題是:我們的城市是為誰建的?需要考慮大城市與小城市各自應當怎麼建,這種循環怎麼才能打破。
工業化超前於城鎮化阻礙人口進城
馬曉河主張,必須破除中國“工業化遠遠超前城鎮化”的現狀:“我們考察發現,世界上城市化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城市化和工業化同步前進,多見於先行工業化國家﹔第二種是城鎮化超前於工業化的國家,一般在拉美。中國是典型的城鎮化滯后於工業化國家。”
他說,這種滯后的特征在於,國家把大量的公共發展資源過早過多的用於工業化,使得城鎮化缺乏資源,人口進城就很困難,“我們在戰略選擇上晚了一步”。
魏后凱表示,社科院最近做的一個測算表明,城市高端制造業發展的關鍵由隱形成本決定,即無法用稅收等方法表示的成本。馬曉河指出,工業化超前於城鎮化表面上讓很多政府吃著農民工帶來的福利,實際上卻已經帶來了嚴重的隱形浪費——資源過多投入工業化導致產能過剩,兩棲生存的農民工使得大量基礎設施空置,人口不集聚拖累長期發展。
“我的結論是,體制和公共資源要調整,要改革,不改革中國的城鎮化完不成。” 馬曉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