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藍欣：美對華非戰略誤判，是文化誤解

相藍欣

奧巴馬政府今年夏天以來有意識地淡化了“重心轉向亞太”的戰略新概念，但這絕不等於其對華戰略正在做實質性調整。這不過是戰術修正。原因也不在於中國的反應，而在於北約盟國對此概念的強烈不滿。

美國政府犯了兩個錯誤：一是如此重大戰略“軸心轉向”的決策，事前沒有與北約盟國通氣﹔其二是“重心轉向”概念本身就有放棄或忽略另一個戰略地區的含義，即北大西洋地區。如果相信美國放棄此概念是基於中國壓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遺棄“冷戰思維”則大錯特錯了。事實上，美國在亞太的政策已經超出冷戰思維，甚至沒有人願意再談“兩面下注”。華盛頓的目標是明確的，美國幾年來的一系列軍事和外交動作是在為今后可能出現的實際沖突進行部署。討論現在的亞太形勢是不是“冷戰”已經是過時的話題。

一些媒體容易將美國對華政策的強硬歸於“冷戰思維”，其實，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英美世界特別流行的超越冷戰思維的“大國興衰論”。興衰的基本原因在於一國體制之內，而不能以他國之崛起為解釋的理由。

中美關系無疑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但由於美國目前處在“后帝國時間差”的困難階段，把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視為對美國的最大戰略挑戰可以理解。從歷史上看，任何大帝國在衰落時期都有20至30年的“后帝國時間差綜合征”。在這個階段的心理特征是對新興大國的極端不信任和過度恐懼，對自己地位的任何下降、特別是象征性的下降高度敏感，所以不願意對其全球戰略進行實質性調整。

20世紀上半葉，英國也曾對崛起的美國很敏感。但是英國抓住二次大戰的契機同美國積極交流，並在凱恩斯勛爵的領導下進行了艱苦的實質性談判，終於形成對雙方都有利的新國際秩序，即布雷頓森林國際經濟體制。中美雙方也必須致力於創立新的，更有效的合作與管控並行的框架，在維持現狀的思維下求穩是難以為繼的。

“大國興衰論”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很大，因為它提供了方向和道路大致已確定的長期戰略的思維框架。美國對華政策在“大國興衰論“的指導下並不是“戰略誤判”，而是“文化誤解”。所以隻能在文化和歷史上做工作， 讓美國確信中國的崛起不以他國的衰亡為前提。

既然美國打出了很多冷戰的傳統牌，比如軍事遏制、外交結盟、高科技軍備競賽，我們就不能指望僅僅通過外交手段達到戰略關系穩定。政策對話固然需要，但雙方更應當討論歷史觀和文化差異。否則求穩思路基於權宜之計，隻能斗智。當然，斗智也能產生暫時的戰略穩定，比如在冷戰期間美蘇以相互摧毀為基礎的那種“超穩”狀態。但中美共同利益的契合點比冷戰時期多。中美兩國對未來的國際秩序的穩定有著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因此必須尋找長期合作的有效途徑。戰略互信決定兩國關系的前景，斗智隻能為短期的博弈服務。▲(作者是瑞士日內瓦國際關系和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