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中國外交的麻煩,表面上源於美國強勢重返亞洲、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不適應,實質上源於對中國崛起“道統性”的質疑。 |
近年來,中國外交的麻煩,表面上源於美國強勢重返亞洲、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不適應,實質上源於對中國崛起“道統性”的質疑。
所謂道統者,認同、正統、弘道之謂也。中國為什麼要崛起?中國憑什麼崛起?如何反省中華原生文明從而實現中華文明復興與創新型崛起並舉,如何應因美國權力霸權與歐洲文化霸權從而開創新型中美權力關系及中歐文明關系,如何應對世界未來挑戰從而開創人類文明新范式,直接考驗中國崛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這,就是所謂中國崛起的道統性。
從歷史長時段考察,中國崛起的道統性面臨“三五”挑戰:
第一,5000年來未有之形勢。中國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大國,歷史上卻從未成為真正的全球性國家———中國歷史上GDP曾佔據世界的三成,與今天佔一成不可同日而語,但歷史上中國從未領導過世界,所謂的“天下體系”也只是東亞國際體系。這意味著傳統中華文化不能自動轉化為現代話語權。農耕文明不適應如今海上貿易與相互依存時代。
第二,500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現代知識體系是西方話語體系。中國要提升話語權,是與500年來的現代知識體系接軌和解構的問題。通過接軌贏得的話語權是有限的。那麼解構呢?的確,500年來西方知識體系難以為繼,世界多樣性已然事實,中國國際話語權面臨大發展機遇,然而終究難以企及西方在世界所取得的壟斷地位。
第三,50年來未有之困境。50年前的中蘇論戰是文斗,此前的朝鮮戰爭是武斗。兩者使中國分別與兩個超級大國劃清界限,贏得了新中國的國際話語權。這表明,以前的話語權是靠打出來、辯出來的。現在,改革開放基本上還是按照以西方游戲規則為主導的全球化邏輯展開的,故長期以來已經產生一種路徑依賴。世界進入新戰國時代,禮崩樂壞,中國無力獨自打造新的國際話語權,也無法簡單從西方那裡爭取話語權。
為應對上述“三五”困境,中國應實施三“大”:
第一,大復興:為應對5000年之困境,中國應實現文藝大復興,即恢復先秦時期諸子百家時代的多元思想文化,還原儒家文化作為傳統文化一家之言的自然狀態,同時挖掘傳統中華文化之現代普世性內涵。在此基礎上,將內陸文明升級為海洋文明,超越文明形成的地域限制,培養“全球中國”新身份。
第二,大和解:為應對500年之困境,中國應與西方實現大和解,實現普世價值的雙贏———西方價值中有普世性,中國價值中也有普世性,世界各種文化價值普世性總和才接近於真正的普世價值。可持續發展觀作為人類新的普世價值觀,是實現中西大和解的媒介。
第三,大包容:為應對50年之困境,中國應走包容性崛起之路,最大限度包容對手、包容他者、包容時代。其關鍵是,著力闡釋好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普世性,走出“傳統—現代”、“中國化—西方化”、“國內—國際”的二元悖論。
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我們正處於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重要時刻”。越是這樣,我們越是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以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深入探討中國崛起的道統性。(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同濟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