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媒體要傳遞正確的“貧富差距觀”

每說到中國令人焦慮的社會問題，媒體總把“貧富差距”擺在與“腐敗”同等嚴重的位置。那麼在公眾心目中，我國當前的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實際情況和百姓感知是否存有差距？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一項民意調查顯示(8776人參與)，65.0%受訪者感覺當下社會整體收入差距“非常大”，29.4%受訪者感覺“比較大”。另一個意味深長的結果是：63.1%受訪者感覺媒體炒作貧富兩極分化，認為這加劇了大多數人的焦慮。

在民調數字面前，面對受訪者“被焦慮”的困惑，媒體需要反思那種不負責任的報道給公眾情緒帶來的不良影響。再嚴謹的調查，也許都無法完全捕捉最准確的“民意”，但調查的結果，卻提出了一個媒體無法假裝看不見的問題：如何報道貧富差距問題。

不得不說的是，不少媒體在報道中國貧富差距拉大問題時，傳遞了一種錯誤的“貧富差距觀”。錯誤的價值觀之下，必然隻會加劇焦慮，而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錯誤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貧富差距並不總是壞的，相反很多時候是一個好事，擁有一定限度的貧富差距，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但有些媒體不加區分地看待貧富差距，通過報道和評論傳遞一種錯誤的觀點：貧富差距都是壞的，必須全盤否定。這種錯誤的觀點，在輿論中制造了價值觀的混亂，向民眾傳遞了不切實際的期待。理性的判斷應該是：接受貧富差距，警惕不正常的、過度拉大的差距。

中國社會的進步史，就是一個打破“專斷下的平均主義”而引入市場競爭的過程，讓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中佔據更優先和更核心的位置。通過市場的競爭，讓資源得到最優化的配置，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尊重市場競爭，必然要接受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競爭的結果，必然是差距﹔經過平等的規則競爭之后，結果必然是不平等。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下，才以“均貧富”為追求，扼殺人性，扼殺創新的動力，扼殺社會活力。中國30多年改革的活力，中國的發展，都是“允許差距”帶來的紅利。

當然，市場不是至高的價值，貧富差距應該 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過，媒體在談論貧富差距時，不能為了迎合某種潛在的、根深蒂固的、民粹的“均貧富”思想而將貧富差距妖魔化為洪水猛獸，或者隻為了吸引眼球而這樣做，仿佛所有的差距都不能容忍，財富成為一種罪惡，貧窮都是因為受迫害。這一方面會誤導公眾，使很多人將“富”當作一個敵人，將“窮”當成一種道德優勢﹔更重要的是傳遞了一種不切實際的期待，誘導很多人選擇“均貧富”、“打土豪”的方式去致富，而不是靠自身的努力。當然，還會惡化社會的創富生態，制造了一種指向財富的敵意，讓富人無安全感，無恆產者無恆心。

然后，談論貧富差距問題時，要有所區分，分析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差距？不能以先入為主的偏見看待富人，也不能認為站在你對面的窮人就是天然的弱者，就是受害者。無論如何，窮人總該受到同情，應該得到政府的救助，但正如苦難不應該被推崇一樣，窮並不是一種美德。如果一個優秀並勤勞的人，他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致富去買房去生活時，這是一個社會的恥辱﹔一個不學無術的人，卻靠著父輩的庇護壟斷著很多資源，成為富豪，這同樣是一個社會的恥辱。這是需要批判的惡，這種貧富差距一點兒都不能容忍。

如果一個人不好好讀書，不努力工作，懶惰成性，養不活自己，這樣的貧窮不應該被理解。需要批判那些因為權力的壟斷和權貴的勾結而導致的差距，“仇視”那些並非靠努力而是靠掠奪獲得的財富，而不能籠統地談貧富差距。這種不加區分的籠統會誤傷那些勤勞致富的人，也會為懶漢找到一種借口。

最后，不能僅僅是情緒化地抱怨貧富差距與分化，而應該看到，這個社會的流動是不是暢通的，貧窮是不是在代際間繼續，是不是富者越富、窮者越窮？隻要保持著一種向上流動的希望與可能，問題就不是太糟。中國社會需要警醒的是階層流動的封閉，近些年來甚至有固化的危險。高考雖然為向上流動開辟了一個通道，但來勢洶洶的拼爹拼關系讓很多人感受到了這個通道的窄化。媒體應該致力於以輿論監督去打通窮人向上流動的通道，監督蘿卜招聘之類破壞公平的丑事，而不是僅僅停留於對貧富差距空泛的抱怨。

並不是越渲染“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就越站在底層一邊，就越是為“民眾”說話，就越擺出一種反抗強權和體制、挑戰社會不公的姿態——媒體有必要打破這種虛無且自以為是的正義幻覺。負責任的媒體應該意識到：這樣的渲染，很多時候對推進改革和縮小差距毫無幫助，倒是在渲染差距中加劇了階層的對立和社會的焦慮。每一次對貧富差距的“控訴”，似乎都在往社會輸入焦慮、仇恨、暴戾、憤慨和被拋棄的絕望感——這當然不是媒體所希望的。

媒體需要做實實在在的調查，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嚴重？需要權威的統計，而不是隨便在網上搜到的駭人聽聞的野雞數據﹔需要做實實在在的客觀公正的分析，而不是將自己的焦慮和無力感傳遞給別人，每個人都有權抱怨，但面向公眾且掌握著話語權的媒體，不應該傳遞焦慮和無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