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未來十年的格局，再思權力轉移

　　世界權力結構如何轉移？

　　胡錫進(《環球時報》總編輯)：中國和世界都在面臨未來五年、十年變化的考研。現在中國的GDP總量已經是處在世界第二的位置。很多人都說這個GDP第二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中國的人均GDP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恰恰又是我們不太重視的這個GDP第二，在國際政治上是最有意義的，它會帶來國際政治的一些后果。

　　未來十年是中國國家力量進一步崛起的關鍵性十年，也是中國解決國內問題關鍵性的十年。中國非常需要在這個十年裡凝聚社會、保持國家的團結，這確實是中國最重要的事情。我們能夠得到這些團結和這樣的凝聚力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崔立如(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我們處在全球化時代。未來十年是多極格局進一步發展的十年，即世界權力結構的重塑。這種重塑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博弈，即權利的再分配﹔二是在新的形勢下合作，包括建立新的體制和游戲規則。

　　因此，博弈是對手之間的較量，目的是要在競爭中獲勝，而對手不是你死我活的敵人。在全球化時代，大國之間已成為利益攸關方，所以最后還是要和平共處。因此相互博弈中有一個遠景目標，即尋求一種共處之道。尤其是大國之間都認識到，如果發生全面對抗的話，可能沒有贏家。這是這個時期博弈的基本含義。

　　曲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從權力轉移的理論看，權力轉移實質是國際影響力的變化。一個國家綜合國力越強，其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就越大。當這種影響力大到別國很難對其進行制約、或承受不起這種制約的代價時，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霸權就形成了。權力轉移理論的提出者認為，權力隨著實力變化而轉移是一個不受人的意志所左右的規律，國際社會可做的是保証權力轉移的和平進行。

　　沈丁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在未來十年，有兩個情況會發生：一是資本的擴張還將繼續不可遏制，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都將繼續擴張自己的資本，所以中國必定還有發展的空間﹔二是由於我們已經達到美國GDP的48%，購買力也許已經達到70%—80%，從這點來看，所以世界權力出現更多轉移，這不是是否可能的問題，而是已經發生，而且還會越來越明顯。

　　潘維(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我不認同“國際權力轉移”概念。無論美國是否犯嚴重錯誤，是否失去其主導世界的地位，反正中國不可能主導世界。國際權力意味著支配他國的權力。權力包含財富、暴力、思想、人格四個方面。我們“復興”的目的是讓列強“平等待我”，不受他國支配。可以這樣通俗地理解“復興”：中國公民的護照在世界各國能獲得免簽証或落地簽。

　　中國對外環境在變壞？

　　房寧(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我近來老想到一句話“美國在路口，中國在路上”。今年11月我應邀到美國觀摩大選，這次美國大選讓我想起來1989年到1992年前后的中國，到處都在討論姓社姓資，現在美國人在討論是搞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還是搞歐洲特色的社會主義。美國大選期間，正好是中國的十八大。美國智庫、美國政界一個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是自信的。至少在他們看來中國的精英階層，尤其是執政黨的高層，達成了一種普遍共識，這預示著中國未來的發展會有比較好的確定性。

　　所以，盡管中國和美國之間還有很大的距離，但應該看到這樣一種結構性的比較，美國現在來到了一個路口，必須做出困難的選擇，這種選擇是被高度社會化的，被大選所強化的，是真實的嚴峻的。美國存在著路線之爭。而我相信中國未來的十年，在不出大的意外情況下，會沿著和按照現在的道路、體制乃至理論前進。我們在觀察世界格局的時候，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因素。

　　潘維：在最近一段時間，不斷有學者、媒體、官員認為中國面臨的國際局勢變得日益復雜，壓力日增。但我認為中國現在以及未來十年面臨的國際環境越來越簡單，越來越輕鬆。中美之間的確缺少“戰略互信”，但大國之間從來就沒有互信，也不靠互信來維持關系。大國之間的關系靠合作維持，以利益為基礎的合作。到目前為止，中美之間的合作相當密切，也基本順利，所以中美關系相當穩定、成熟。中歐關系更在改善中。德國媒體最愛報道中國負面消息，但今天中德關系甚至被歐洲人形容為“柏林—北京軸心”。另外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我們之間確實存在一些爭執，出了些問題，但基本面是中國早已成為周邊這些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

　　今天隻要我們自己拒絕戰爭，沒有哪個國家有能力逼迫我們打仗。中國面臨這麼好的國際局面，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經濟實力迅速增長，二是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的軍事實力增長。總之，我國的大問題不可能出在國際環境，隻可能出在國內。所以要專心致志辦好自己的事。

　　曲星：很多學者談論的不僅是權力轉移，而且是霸權轉移，認為中國隨著經濟實力成為世界第一，必將謀求世界霸權，而美國不會拱手相讓，因此中美之間發生沖突甚至戰爭的可能性非常大。

　　實際上，一個國家是否尋求霸權，有兩個判斷標准。一是意志標准，二是實力標准。就意志標准而言，中國從來不主張稱霸，中國傳統文化推崇的是以理服人的“王道”，而不是以勢壓人的“霸道”，中國現實政治一直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就實力標准而言，即使中國GDP總量有朝一日超過美國，但從人均、三個產業比例、城市化率、人均受教育年限、衛生公平性等多項國家發展水平指標判斷，中國在相當長時期內仍將是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遠遠達不到可以把自己意志強加給國際社會而不受制約的程度。

　　崔立如：中國現在面臨的形勢是典型的樹大招風。原來大家不注意的事，現在大家不但注意了，而且會放大。經濟危機使轉折加速到來，在中國還沒有准備好的情況下，矛盾、沖突就特別的激烈。同時產生的焦慮、不適應，甚至恐懼，也非常突出。我們在大概未來五到十年當中才能完成這個過渡。權利轉移裡面有一個重要的課題，即我們是在現有的結構下轉移，不能推翻現有的結構來產生一個新的結構。

　　未來十年的變化會怎樣？

　　楚樹龍(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我們現在經濟總量已超過很多國家，但我們應該考量，科學技術未來八年、十年會在世界排第幾？軍事實力在那個時候也可能能全面超過印度、日本，可能形成對日印的優勢，但我們與美國的差距能夠縮小多少？還有政治、文化軟實力，包括價值觀、信仰、文明程度和法制等。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崛起，過去34年和今后的八年十年，基本上還是總量、數量上的崛起，不是總體上的綜合崛起﹔當然今后二三十年我們還是應該有信心，數量上的變化最終肯定會帶來質量的變化。

　　今后十年，中國的綜合力量和軍事力量是有可能超過日本和印度的，我們應明確這種力量包括海空力量。我們不必以成為美俄那樣的全球軍事大國為目標，因為我們是防御性的戰略，不稱霸，不做世界警察，實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對其他國家安全不承擔義務。但中國在今后15年或20年內一定要設立目標，即在亞洲建立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包括超過美國正常情況下在亞洲部署的軍事力量。因為我們是亞洲最大的國家，需要地區內最強大的力量保衛自己，否則我們不太夠格做亞洲最大國家。

　　崔立如：我們正處在重大歷史轉折時期。所謂“轉折”就是力量格局的演變從量的積累到質的改變，就是結構的改變。經濟危機使轉折加速到來，在各方沒有准備好的情況下，矛盾、沖突就特別激烈，同時產生的焦慮、不適應，甚至恐懼，突出表現在未來五到十年過渡時期。一個重要的認識是，權力重塑過程隻能在現有的結構下發生，不可能推翻現有的結構再來產生一個新的結構。

　　沈丁立：對於權力的轉移，西方會有更多抵觸。我們首先要有充分的信心，因為我們的發展是符合西方資本擴張的利益，也符合國際規則，西方能夠接受。其次，我們的心態和西方的心態都需要調整，應通過減少磕碰，使利益分配和心態轉化都能達到相對和緩的境界。一方面，全球化時代的共同發展給了我們機會，我們應當尊重西方，感謝西方與我們共同發展，以這種心態來贏得更多和平崛起的機會。另一方面，西方也要更加務實，做好准備去接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以及自身相對權勢的消退。美國一份最近的報告認為，到2030年時美國將不再是一個超級大國，這是西方實事求是的體現，我們要鼓勵這種心態調整繼續和平發生。(2012年12月22日“環球時報年會2013：未來十年的中國和世界”在北京舉行，第一議題“未來十年的國際格局：再思權力轉移”由香港衛視執行台長楊錦麟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