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舫：台灣的藝文環境被高估了？

“台灣好。好過大陸。”

握著粉紫色小本的旅行者說出這句話的背景有很多種：丟了的錢包有人循著裡頭洗衣單據送回酒店前台﹔問路時受寵若驚，對方可以為你畫張台北市中正區的地圖﹔在誠品敦南店看書看到夜裡兩點，找回大學圖書館的感覺讓人感慨萬千﹔除了房價，一切都便宜，有上百種好喝的飲料……離開之前，坐巴士去機場時，眾人下車時對司機先生說的那聲“謝謝”，幾乎是擊潰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台灣電影愈發單一

陸客體察到久違的人情味以及向往中遲遲未來的秩序感，所以生出許多感慨──那是個更好的“中國”。

表層的認知很難深入肌理。所以，在韓寒寫出〈太平洋的風〉之后，亦有台灣同胞寫出回應文章〈台灣沒有你們想像得那麼好〉，大約能說明一二。此文旨在提醒陸客，你們看到的好，是台灣經濟騰飛之后幾十年裡不斷自我修正的結果──這個修正有社會規范的作用，也是人們的自省，整個過程不容忽略，而台灣目前還存在許多問題，依然處於不斷的調整之中。

我們今天要談的，不單是社會生活層面，雖然說兩岸溝通越來越多，但對台灣的一些評價是有待商榷的。

在建構對台灣的想像的過程裡，電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楊德昌與侯孝賢是許多人的文藝啟蒙，與之相伴的是朱天文、朱天心的文字，羅大佑的歌。楊德昌與侯孝賢同年出生，成長於台灣社會生態最復雜的、無法復制的年代，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的矛盾交織在小小的島上，隻佔百分之十七的外省人裡包含了多個不同省籍的同胞，就像《牯嶺街少年事件》裡演的那樣，好多種中國鄉音混雜著，社會事件以普通人無法預測的形態層出不窮，在這樣的環境滋養下的導演們，視角獨特，表達方式也獨樹一幟，那一代台灣電影人的作品成為文藝啟蒙亦是情理之中。

但近幾年的台灣電影也許背負不起前輩的盛名。除去魏德聖的《賽德克·巴萊》，絕大多數作品沉溺在對青春無休止的細致描述、回顧或批判中，類型稀少到無法也無需為台灣電影做出“喜劇、倫理、愛情、動作、歷史、懸疑、驚悚、科幻、魔幻”這樣的分類。同為彈丸之地的香港，不論質量高低，至少還是產出不同類型作品的。早年間作為文藝必修課的台灣電影，到了本世紀，雖然第一眼看上去依然文藝，但從精致的鏡頭中，看到的東西愈發單一，也愈發淺白了。

　有些暢銷書靠包裝

談到文學，會有不少人站出來反駁：台灣作家是紅遍華語文壇的。從張大春、駱以軍到蔣勛、吳念真，書是暢銷書，人是暢銷演講者。在一些大陸資深出版人眼裡，這實實在在是高估了。出版人楊葵說道：“兩岸都有好作家，好到一定程度的作家，其實水准是差不多的。所以，當輿論一定要說台灣的作家比大陸的好，那麼我們才會說，有人是被高估的。”

對於這一點上海“99讀書人”的編輯彭倫有他的看法。“台灣的出版業更早地跟國際接軌了，接受了普世規律，從日本學習了使用腰封，請各界名人寫推薦等營銷方式，包裝一個作者，他們做得非常順手，所以出現一些名不副實的作家也是正常的。”圖書編輯可以看清的事情，讀者未必清楚，尤其是當“華語創作巔峰之作”這樣的字眼被印在封面上，“美學大師”這樣的稱號被印在報紙上時。

私以為，上述的名單裡張大春與駱以軍是公認的好，最近備受詬病的是最暢銷作家之一的蔣勛先生。不久前，江弱水將蔣勛書裡的硬傷一一道出，引發讀者的思考和爭論。在認可“高估論”的彭倫看來，江弱水批評蔣勛之余，也讓大陸文人跌份了。

　　大陸無需妄自菲薄

“文藝批評不需要那麼囂張的語氣，踩人踩得那麼徹底。蔣勛的作品有缺點，但要在大陸找一個這樣的美學普及作者來包裝，還是不容易──有這種氣質的人太少了。他的強項在演講，當演講落成文字，大部分的魅力都消失了。我個人認為出版社的問題也比較大，書稿中有那麼多的硬傷，為什麼不修正？”作家本人也許不會參與“美學大師”這樣的評語制造中，但是他將自己的書授權給數十家出版社出版，速度之快版本之多令人咋舌，在競爭的過程裡，出版社難免會不斷拔高拔高再拔高，雙方都難辭其咎。

談到文學，不得不再說到誠品書店。事實上，誠品與Page One、未倒閉前的光合作用這樣的連鎖書店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唯一的區別是台灣出版自由，書籍更豐富。作為書店來說，誠品也被賦予了過多的文化意義。如果一定要將兩岸放在一起比，大陸是不缺好書店的，廣州有方所，北京有萬聖，南京有先鋒，上海福州路的古籍書店是非常好的，在書籍的挑選上不比誠品乃至台灣幾家著名的二手書店差，實在無需妄自菲薄。 

（來源：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