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佩昌：中國到了第三次轉折的重要關頭

不管是個人還是組織，都有某些共同點：如果不是被逼無奈，它們並不喜歡主動變革，只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做出改變。但有趣的是，即使是被動的變革，也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甚至發生命運的轉變。這點在我黨歷史上尤為明顯：第一次：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挽救了紅軍，結束了紅軍被動逃竄的命運。第二次則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結束了老毛以階級斗爭為鋼的路線，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從而使國家走出了“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

這兩次會議的重要性和深遠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歷史雖不能假設，但如果沒有遵義會議，紅軍狼狽逃竄的命運將會繼續，別說打敗國民黨取得政權，就是能存活到哪天都不好說。而如果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再次如六十年代餓殍遍野都有可能。如果不信，轉過頭去看朝鮮就明白了：美麗的大好江山，老百姓居然吃不飽穿不暖，經常發生餓死人的事件。而同一民族的韓國則是令人尊敬的民主國家，國民人均收入已經上萬美元。既然是同一民族、地理條件都差不多，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原因已經不言自明。因此，如果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中國要麼變成前蘇聯，要麼就是今天的朝鮮。

無論是遵義會議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其變革都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枷鎖被適當放鬆。在遵義會議之前，共產國際除了直接插手領導人的任命之外（例如王明、博古、張聞天等），還在戰略和戰術上對紅軍瞎指揮。面對強大的國軍，竟然搞起了陣地爭奪戰，於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就在所難免。遵義會議的意義在於，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共產國際在戰術上的微觀控制，確認了毛澤東的游記戰術。這種打法雖然不好看，但起碼能有效地保存了自己的實力。這一戰法后來得到了充分應用：在抗日戰爭中共軍主力在西北休整，養得又白又胖的，只是派了幾股小部隊到山窩裡“打游擊”。結果，國軍在正面戰場上被小日本打殘，而共軍在敵后根據地得到發展壯大。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核心是將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通俗點說就是，不搞人整人，專心搞經濟了。以前全盤學習蘇聯的計劃經濟，完全限制了資源的配置作用、信息的流通和人的能動性，所以經濟變成死水一潭。而最突出問題是糧食不足，老百姓吃不飽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沒有現成的答案。這時候，安徽小崗村進行土地承包試驗的消息曝光，於是我黨吸納了小崗村十幾個村民的智慧，把包產到戶的做法逐步擴大到全國。結果很有戲劇性：老百姓一直吃不飽飯的問題瞬間消失了。奧妙何在？原因很簡單：把束縛農民手腳的繩索鬆開了一點，讓農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根據個人意志來種糧食。中國農民非常任勞任怨，隻要手腳能夠自由活動一點兒就願意努力干活並創造奇跡。

吃飯問題得到解決后，隨之在經濟領域進行了諸多改革。中國的經濟體制像個有經驗的妓女一樣，衣服慢騰騰地、一件件地脫，讓人等得心痒痒：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商品經濟，從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管最終是否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經濟體制在一步步放鬆約束和限制，讓市場逐漸發揮更多的作用。因此，隻要給人民點自由的空間，人民就會還你意外的驚喜。正如德國第一任經濟部長艾哈德所言：自由的力量無可比擬。

斗轉星移，中國與全球一道跨入了飛速變化的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雖然超過了德國、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依然是一個國強民弱的國度，貧富差距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社會如此不公的根源是，壟斷企業與某些部門形成利益集團，提供世界上最昂貴的石油、電力、通信和世界上最高的存貸款價差，張開血盆大口瘋狂地吸取民脂民膏﹔形同虛設的信訪制度，讓人有冤無處申﹔權力日益擴大的城管，打起小販來簡直無法無天﹔公安的權力更是了得，監控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要想限制老百姓的人身自由，根本不用費腦筋，因為有現成的勞教制度﹔官員普遍貪污腐化，撈錢的數量層級已經從千萬上升到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甚至有可能到幾千億。

凡此種種，皆與現代文明國家的價值和理念格格不入，也把中國拖到了最危險的邊緣。每年無數起群體事件足可証明，民怨已經累積到相當大的程度。如果不改革，中國會掉進萬劫不覆的深淵。因此，中國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

雖然下層有改變的願望，但是利益集團卻百般阻撓，它們希望拖一天是一天，因為拖延就意味著可以繼續瘋狂撈錢。這讓我想起了芝麻開門的故事：盜賊們進了藏寶洞，不停地把珠寶裝進口袋裡，最后大門轟然關上，盜賊們都死在藏寶洞裡。

雖然中國上層也有很多有識之士，但要想限制既得利益者的貪欲，談何容易？依靠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已經無法解決這一問題，而且經濟改革的動力越來越減弱。怎麼辦？唯一出路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走法制國家、憲政國家的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強調，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新領導層應該是看到了中國目前最根本的問題所在。表面看來，中國的問題有千千萬，但其實隻要做一件事情就足夠了：尊重憲法，給憲法安裝上牙齒。如此一來，中國的諸多難題將迎刃而解。

改革別拖。在信息化時代，愚昧的人越來越少，大家都在睜大眼睛等待。改革良機一旦錯過，將會釀成千古遺恨。遠看滿清末期，雖然慈禧已經決定實行憲政改革，但王公貴族一再阻撓拖延，最后人民失去耐心，沒有再給清王朝機會﹔國民黨政府如果早點進行土地改革，讓農民得到更多的實惠，那麼另一組織“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就不會那麼輕易蠱惑人心。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已經擺放在那裡。如果裝著看不見，隻能自取其禍、自取其辱。

（注：本文轉載自“楊佩昌--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