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安倍政權是危機突破 還是危機制造？

　　中新網1月8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8日刊出評論說，曾幾何時，被視為“不負責任”與“不成熟”的安倍不僅重新活躍於政治舞台，而且還以“救世主”姿態，重登首相寶座。面對內政和外交的重重難題，安倍肩負“修憲大業”重任。究竟是“危機突破內閣”，還是“危機制造內閣”，不能不令人格外關注。

　　文章摘編如下：

　　“敵前逃亡”“不負責任”“欠缺(政治家)資質”……——針對安倍晉三2007年9月12日突然宣布辭職的消息，日本主流媒體當時無不視之為“異常”與“異例”，並予以猛烈的抨擊。

　　一名評論家便指出，作為一國的首相，突然拋棄政權的行為是明治18年(1885年)日本實施內閣制度以來的第一宗。他寫道：“安倍首相身心疲勞是可以理解的，他在退陣后的第二天就住進病院，也說明了他的健康狀況應該很壞。但從這回他忽視代表國民‘國權最高機構’(憲法41條)的國會來看，是不能被容許的。”

　　同名評論家認為，“欠缺議員資質”的安倍應該辭去議員席位，並建議他退出政壇。作者認為，媒體不應對安倍輕易予以同情。

　　緣何再為安倍抬轎？

　　然而，曾幾何時，被視為“不負責任”與“不成熟”的安倍不僅重新活躍於政治舞台，而且還以“給日本奪回活力”的“救世主”姿態，重登首相寶座，成為了繼名宰相吉田茂之后首名兩度掌政的日本首相。

　　安倍究竟何能何德，得以和吉田茂並列，享有如此崇高的榮譽和地位？愛挖日本政治家痛腳的日本大眾傳媒為何在這回“新安倍”的造神過程中，絲毫未發揮其以譏諷為能事的本領，反而有意無意地參與抬轎的行列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還得從安倍的家譜及其所含意義，以及他的政治理念和當前日本主流政治勢力的目標和走向談起。

　　安倍從政的最大資本，就是替他抬轎者反復強調的“優質政治基因”：他是有“昭和妖怪”之稱的岸信介的外孫，也是前外相安倍晉太郎的公子。

　　“昭和妖怪”神通廣大

　　岸信介之所以被喻為“昭和妖怪”，一來是因為他身為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也是甲級戰犯)，在戰后民主時代的日本，居然還能當上首相﹔二來是他在1960年因簽署美日安保條約的續約而被迫下野之后，仍然牢牢地控制著日本的政界。他支持的親胞弟佐藤榮作自1964年11月至1972年7月穩坐首相寶座，是一個例子﹔倘若其女婿安倍晉太郎不是因為英年早逝，來不及接棒，晉太郎早已是繼竹下登之后的日本首相，更是日本自民黨內當時達成的共識。

　　六年前，年僅52歲，毫無政治建樹的安倍晉三之所以能夠壓倒諸多叔輩的群雄，破例成為日本首相，他在試用期(面對2009年7月29日參議院大選)不合格(自民黨慘敗)之后得以不按照黨內游戲規則下台，無一不是托岸信介之福。借用當時日本評論界較為刻薄的說法，就是全靠其外祖父及父親的家臣的護駕。但是，沒想到護駕成功后不到數周，安倍卻突然宣布退陣而落得“不負責任”與“欠缺資質”的狼藉聲名。

　　如何為棄甲而逃申辯

　　正因為有著這麼一段曲折的故事與不良記錄，這回要為小安倍再次抬轎的傳媒與論客，也不能不挖空心思，尋找“合理解釋”的台詞。

　　首先，得對他當年為何突然棄甲而逃做個交代。在這個問題上，安倍陣營這回強調的是因為他得了“潰瘍性大腸炎”的“難病”。同情安倍者表示，盡管他當時難病纏身，他還堅持到參議院大選，國會施政方針發表后才提出辭職，足見他敬業之精神。

　　至於這回之所以決定東山再起，固然是因為他吃了新藥，已恢復健康，而更重要的是他痛感當年的政治責任尚未完成。他決心繼承當年“擺脫戰后體制”，建立“美麗的國家”的方針，“奪回日本的活力”，從而促使日本成為一個“嶄新的國家”。

　　肩負“修憲大業”重任

　　所謂“擺脫戰后體制”，歸根結底其實就是上世紀80年代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戰后政治總決算”和90年代小澤一郎拋出的“普通國家論”(中文有譯之為“正常國家論”，與日文原義有微妙差異)的同義詞。具體的主要任務，就是修改戰后的和平憲法及教育基本法。有關這兩大方針，舊安倍內閣最大的成果是促使國會通過了為修改憲法鋪路的國民投票法案﹔與此同時，也首次修訂了被視為體現戰后和平教育精神的教育基本法。

　　保守陣營希望新安倍政權能在舊安倍內閣成果的基礎上，快馬加鞭，落實“修憲大業”的目標。一本旨在為安倍重掌政權造勢，在大選前夕重金於主流媒體刊登顯著廣告的“暢銷書”，便將安倍與幕府末年的尊王派思想家吉田鬆陰與1970年切腹自殺的三島由紀夫相提並論，捧之為要實現“壯大國家目標”的大政治家。

　　“突破危機”還是“制造危機”？

　　同書強調，三島當年面對自衛隊的“無力感”與安倍所要挑戰和驅除的“戰后體制”之“濁流”，是同一性質的問題。換句話說，與三島由紀夫力圖擺脫戰后和平憲法及其對戰后日本人精神的束縛一般，安倍新政權的最大的賣點及其對選民的最大許諾，就是修改憲法，“挺起胸膛，回歸‘日本人’”。

　　至於有人因為上回安倍上台后馬上訪問中、韓，開展“破冰之旅”等外交活動，而希望安倍新內閣為“現實利益”再次“豹變”，看來隻能說是一廂情願。何況安倍本人曾在諸多場合透露當年其“豹變是假”，“權宜之計是真”的心境，他斷不會假戲真做。足見“豹變論”之不可期待，也沒有必要期待。

　　事實上，安倍對六年前在任期間未能參拜靖國神社一事一直耿耿於懷，並聲稱要修改或放棄“村山談話”“河野談話”等事關歷史認識的談話。新政權同時強調，要從“深化”轉為“強化”日美同盟關系，並在此基礎上加強與澳大利亞、東盟、印度乃至韓國新政權及俄羅斯的關系，從而牽制被視為對手的中國。這些姿態，必將加劇日本與鄰邦乃至亞太的緊張關系和衍生不穩定因素。

　　新安倍政權究竟是“危機突破內閣”，還是“危機制造內閣”，不能不令人格外關注。(卓南生 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