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正之：李克強為何提出“改革紅利論”？

中共政治局常委、候任總理李克強提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后引起熱議，也激起了中國民眾對國家發展前景的熱望，期盼“中國夢”早日成真。人們以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改革”，“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時流所至，筆者也不免為此潛思默察，透視李克強“改革紅利論”的提出背景和深層考慮。

依筆者觀察，“改革紅利論”看似是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因“人口紅利”所引發，但絕非一時起興之論。証諸李克強的一貫言行，此論應是他經過縝密思考、通觀全局之后，提出的重大施政方略。在新的時空背景下，李克強高揚改革大旗，依筆者推斷，至少基於三重考慮：

一、“改革紅利論”是系統回顧總結中國近30年歷史進程的必然結論。李克強已過知天命之年，他是改革開放的親歷者，30年的風雨征程了然於心。回顧過去的發展歷程，包括李克強在內的有識之士不難得出結論，導致今日中國興盛局面的各種因素之中，其主因應是改革開放。改革是發展的最大“推手”。鄧小平何以能扭轉乾坤？天還是那片天，地還是那塊地，人還是那群人。由於改革開放，揚棄了舊體制、舊機制，中國社會釋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過去不能創造應有財富的資源、人口、土地等要素，在新體制、機制下，成為財富涌流的源泉。改革是中國新時期發展進步的原初動力。踏著改革開放這一時代主旋律，李克強這一代從當年“處江湖之遠”，到今日“居廟堂之高”，他們自身的命運與改革緊緊聯系在一起。時當世代交替，回望來時路，面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奮斗目標，他們從改革尋求出路和突破，可謂是勢所必至。

二、“改革紅利論”也是立足當今中國現實、著眼未來發展深思后的結論。經過30余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面臨新的起點。之前中國曾經擁有的某些優勢，有的已不復存在，有些優勢不再明顯。過分依賴生產要素支撐的發展模式，已經開始產生負面后果，舊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了。中國民眾已經有了新訴求、新期待。國際生態、環保壓力日益增加。全球金融危機后，曾經巨大的外需在日漸萎縮，外向經濟的黃金時代勢難重現。國際經濟未來走勢不明朗，不確定因素在增加。

中國要維系發展勢頭，分步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唯一的出路是靠制度紅利、創新紅利。要素紅利釋放出的能量日漸衰減，不再佔據主要位置。今天的中國發展比30年前更依賴創新驅動。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尚未完成。法制的完善，公平市場環境的構建，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厘清，價格機制、分配機制的優化，城鎮化的規范（去除要地不要人的偽城鎮化），隻能依靠制度創新。“改革紅利論”正是看到了層層疊疊的問題症結所在：當下的中國真正的增長應該靠制度創新，靠改革開路，用新的經濟制度、機制取代舊制度、舊機制。

三、“改革紅利論”也是體察民情民心，回應中國民眾重大關切做出的重要判斷。改革在任何時候都要依靠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迸發，人心思變，順勢更新。中國社會進入矛盾突顯期后，人心怨懟，各種抱怨、不滿集聚成戾氣。人們期待新政策、新制度、新機制，呼喚深化改革，期盼在堅持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前提下，進行綜合系統系列改革，從而理順政府市場關系，破除壟斷，優化分配機制。隻有深化改革才能化解矛盾，消除積怨﹔隻有銳意改革，才能回應民眾新期待，集聚社會正能量。真正的紅利隻能是改革。

筆者觀察，“改革紅利論”以及李克強所提出此說，正如曾在其母校北京大學長期執教的馮友蘭先生所言：“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中國的改革者唯有銳意進取、開拓創新，以優異的施政業績來贏得民眾的付托，從而實現長治久安，完成中興大業。從終極意義上講，也恰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所言，改革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改革未有盡期，“改革紅利論”自然將持續發揮其作用和影響。

（注：本文轉載自“陸正之--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