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緒山：不對人感恩戴德是一個偉大民族的特點

1933年8月1日，德意志第三帝國總理辦公廳收到一位普通的果農從家鄉寄給總理希特勒的來信，信中寫到：“我終於如願以償，成功地研制出一個全新的珍貴草莓品種。為了展現對帝國總理的敬仰和愛戴，我懇求將這個新品種命名為‘希特勒草莓’。”信寫得誠懇，情感也很真摯。這一時期，類似的信件，帝國總理辦公廳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萬。寫信者是普通的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政府公務員，還有中小學生。來信的內容五花八門，多數是表達對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相信你，沒有你，我們就是一盤散沙﹔有了你，我們就是一個民族。”“你遞給我們你的手和你的目光，這目光至今仍使年輕的心蕩漾﹔美好的幸福感永遠將我們陪伴，這一刻產生如此強大的力量。”希特勒在德國雖然沒有被民眾“山呼萬歲”，但他以納粹領袖特有的手勢向民眾致意所引發的民眾海嘯般的歡呼，與我們看到的“山呼萬歲”在形式與本質上都屬於同一個范疇。

人類歷史的經驗無數次地証明，不管多麼了不起的人物，也不管他曾經作出過多大的貢獻，一旦被民眾視為真理的化身，被奉為“大救星”而取得至高無上的權力，民眾無條件地拜倒在“大救星”腳下，絕對地服從“大救星”指揮，成為歷史舞台上被領袖操縱的木偶，那麼一個可怕的暴君遲早就會出現，而由他導演的人間悲劇也遲早必會上演。正是基於這樣的邏輯，現代民主社會絕不會將政治領袖視為不犯錯的“聖人”，更不會視為充滿神聖性的“人間神”﹔相反，政治領袖的“凡人欲望”——權欲、性欲、物欲——與權力結合形成的潛在權力犯罪，成為必須防范的對象，這就是“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這一現代民主理念所確立的政治理念。

兩千多年前，希臘的伯利克裡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說過：“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讓一個人負擔公職優先於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隻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正因為我們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開的，我們彼此間的日常生活也是這樣的。……在我們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為這種法律深使我們心服。”在人人平等參與的民主政治環境中，每個人不可能因自己對社會的貢獻而自視為神聖，更不可將自己的貢獻視為排斥他人參加政治的資本與理由。

因此，在民主政治體制下，人人都是這個體制上的一個分子，老百姓不會將當政者視為具有超自然特性的“人間神”而賦予他壟斷權力的特權，更不會對當政者感恩戴德。盡管整個社會和民眾對杰出人物的善行及為社會立下的功勛表示高度贊揚，但絕不會放棄一個基本的常識：整個社會就像一部運轉的機器，每個人只是這個機器上的一個零件，一個零件的損壞或報廢，可由新的相應零件所取代﹔即使是才華超群絕倫、經天緯地的領袖人物死去，整個社會也不會停止運轉。從這種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英國首相丘吉爾的一句名言：“不對人感恩戴德是一個偉大民族的特點。”丘吉爾說這句話的背景是，二戰結束后為英國立下豐功偉績的丘吉爾在競選中失去了首相寶座，當時有記者採訪丘吉爾：“你在二戰中戰功卓著，卻失去了首相寶座，這是否意味著英國人的不知感恩？”丘吉爾肯定地點了點頭之后，出人意料地說出了這句富有哲理的名言。

可以說，“山呼萬歲”與“如喪考妣”現象的存亡有無，是一個國家是否步入現代國家行列的標志之一：隻要“山呼萬歲”與“如喪考妣”的奇觀存在，這個民族的思維和心態就仍然停留在前現代政治倫理中，這樣的國家就不可能是現代國家，其民眾就難以稱得上是現代公民，而是神權觀念和皇權思想支配下普遍處於奴役狀態的臣民。

鄧小平針對“文革”時期領袖“個人崇拜”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明確地表示，一個國家將希望寄托於一個人身上是極其危險的。他推動的改革開放以及由此帶來的國家進步，不僅阻止了在他主政時出現“山呼萬歲”的景觀，而且也阻止了在他逝世時出現民眾“如喪考妣”的一幕﹔中華民族安然地接受他謝幕后離去，顯示了這個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的印跡。這個民族的政治思維正在走向成熟。如果沒有邁出這一步，“如喪考妣”與“山呼萬歲”就仍然是我們生活不可缺少的政治內容﹔我們的民眾也不會產生今日普遍擁有的覺悟，更不會清醒地認識到一個領導人死去使整個民族“如喪考妣”，這種情形對國家與民族而言是何等的可悲與可憐。

來源：2012年第10期《炎黃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