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蔚岡：環境惡化了，個人能做些什麼？

前幾天，全國有三十多個城市發生嚴重空氣污染，要求政府在環保方面加強監管的呼聲也隨之興起。正在大家翹首以盼的時候，中國政府採購網上卻出現了“環境保護部機關服務中心空氣淨化器採購項目競價公告”。盡管環保部相關工作人員解釋說，這次公開招標購買的空氣淨化器是為檔案防塵而專門配置，且預算早已提出。但由於時間節點太過於湊巧，就免不了引發各種議論了。

姑且不論這台空氣淨化器到底是為保護檔案還是為了淨化辦公室的空氣，有一點可以肯定：盡管室外空氣污染已經很嚴重，但是生活在北京的個體人群還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保護自己盡量少受不良空氣的影響。比如，用空氣淨化器保持室內空氣衛生，出門戴口罩以減少空氣污染。環保部購買空氣淨化器的做法同時也給我們一個提示，當外部環境未有好轉甚至是持續惡化的時候，普通個人該如何避免自己的健康遭受侵害？

面對未見好轉，甚至是日益惡化的環境，主流的聲音是要加強監管。那麼，監管如何加強？在我看來無非以下幾種方式，一是提高門檻，加強行政審批，減少潛在的污染企業﹔二是提高標准，降低現有企業的污染﹔三是強化相關的信息披露，讓公眾心中有數﹔四是引進環境稅費，實行“誰污染誰付費”﹔五是加強執法，對那些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進行嚴肅查處。

毫無疑問，加強監管會提升環境品質。但更為復雜的問題是，環境品質的提高並不必然導致社會福利增加，民眾也未必會從中受益。比較可能是，天更藍了，水也更清了，但人的壽命卻更短了，而且地產也貶值了……為什麼一個環境更好的社會裡，人的生命和財產卻遭受了更大的損害？

一個很可能的原因是，監管部門為提升監管質量而付出的成本，超出了這個社會的可支付能力，從而發生了環境越好、福利越壞的現象。假設一般居民對環境的估值為100，但是監管部門為提升環境而付出了120的成本，你說這環境提升是好事還是壞事？

當然，也有人會說環境是無價的，用經濟價值來衡量環保的代價是極為庸俗的。這是一個非常能得到受眾支持的說法。姑且不論“環境無價”這個說法能否成立，先回到治理環境的成本上。

毫無疑問，治理環境需要成本，從現有做法來看，最通行的無非加強監管，但更嚴的門檻意味著民眾選擇產品的種類減少，更高的標准則意味著廠家需要更高的成本，而環境稅費的收繳更會導致額外支出……那麼，這些治理成本最終由誰來支付？無論是政府的財政投入還是企業為改進生產工藝的額外支出，所有這些治理措施的成本最終都會被轉移到你我等所有的普通消費者身上。當然，我們的日常支出裡沒有“環保支出稅（費）”，因為它實際上是經由提高產品和服務價格的形式而呈現的。

當然不見得任何人都反對為改善環境而付出更多。一般來說，收入越高的群體對環境的要求更高，因為他可以為環境支出更多﹔而低收入群體對環境可能就沒有那麼敏感。這句話或有“政治不正確”的嫌疑，是不是低收入群體就隻能配享受低劣的環境？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想說明一個事實：如果維持環境需要成本，那麼有些人可以支付這個成本，而另一部分群體則可能因收入有限而無法支付這個成本，因此得忍受更差的環境。

這樣的討論還是過於抽象，需要更加直白的例子。不如把問題簡化為：假設在現有的基礎上每人每年多支出2萬元就可以重現藍天白雲和宜人的空氣，那你支持這個政策並願意每年多掏2萬元嗎？對於那些年收入過百萬元的人來說，這樣的支出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對於那些年收入在10萬元左右的家庭而言，2萬元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需認真衡量。而對那些年收入在5萬元以下的家庭而言，這根本就是不可接受的：把錢都拿去治理環境了，那我平時喝西北風？

以上討論都是依賴於這樣一個個人和社會資源有限的基礎之上：既然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那麼就要考慮花錢的效率，盡量花最少的錢辦更多的事。這是成本收益分析。如何讓個人免受或者減少環境惡化而帶來的負面影響？存在兩個選擇：一是從源頭上改進環境，這可能需要更多依賴於政府的力量，也可能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成本﹔二是個人面對環境惡化，採用其他手段用於減少環境惡化的影響，比如外出戴口罩，在家中用空氣淨化器和淨水器。

或許有人會說，戴口罩和使用空氣淨化器改變不了環境惡化的現實。但保護環境的目的是什麼？在我看來，當然不是為了保護而保護，而是為了保護人類的健康和安全，保護人的財產權。假設人類滅絕了，留下再多美好的碧海藍天又有什麼用？從這個角度來看，戴口罩固然無法改變環境惡化的現實，卻有助於我們的健康，何樂而不為？

更重要的是，單方面要求加強監管，很有可能導致成本上去了而效果卻很有限。有美國學者在分析他們的職業安全與衛生監管時發現這樣一個現象：OSHA（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的規制成本比它的收益還大。比如說，在針對噪音的規制中，OSHA往往要求廠家購買更為昂貴的設備來達到減少噪音的目的，但實際上，讓員工購買保護耳朵的耳塞也可以讓噪音減少。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