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丹紅：讓惡意欠薪不再是社會隱患

　　最高人民法院22日發布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適用法律的司法解釋，認定拒不支付一名勞動者3個月以上勞動報酬且數額在5000至2萬元以上，或拒不支付10名以上勞動者報酬且數額累計在3萬至1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較大”，最高可判3年。這一司法解釋的出台，讓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不再是一張“充飢的畫餅”。

　　前不久，有媒體做了一個題為“年底了，拿不拿得到我的薪水”的調查，調查顯示高達45%的受訪者有過欠薪遭遇，僅兩成打工者合法解決欠薪問題。年終歲末往往成為欠薪高發期，最高法院選在春節臨近這個微妙的時機出台明確的司法解釋，也顯示出最高司法機關對落實懲治“惡意欠薪”的決心。

　　早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惡意欠薪”就與“酒駕”一起入刑。酒駕入刑由於規定具體明確，從而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大大地減少了酒駕行為。前者由於規定籠統，以至於罪名雖有，但對“數額較大”沒有認定標准，操作性不強。這次的司法解釋是對刑法中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量刑幅度的細化。

　　對於社會最底層的打工族來說，辛苦勞動的血汗錢，可能關系到生老病死的急迫之需，子女讀書繳費的指望，甚至養家糊口開銷的全部。此次明確規定兩種具體情況屬於“數額較大”，是對刑法增設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進一步明確，為法官日常判案提供了可操作的標准。這一規定將極大震懾惡意欠薪的雇主，起到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作用，也折射出法律對普通勞動者的尊重。

　　近年來，惡意拖欠勞動者工資，成為制造勞資矛盾、造成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社會上出現不少“綁架討薪”、“跳樓討薪”、“微博討薪”、“孩子討薪”，甚至嚴重的形成群體性事件。遭遇惡意欠薪的群體，往往處於社會底層，受教育程度不高，依法維權意識淡薄，容易因為情緒激動而造成惡性事件。用工付酬應該是社會起碼的公平和道義，惡意欠薪是對社會規則的蓄意挑戰，具有較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因此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是對社會公道的保護。

　　對於惡意欠薪，韓國的《勞動標准法》早有類似規定，不按照規定支付工資的，判處3年以下監禁或處以2000萬韓元以下罰款。中國台灣地區“雇佣條例”規定，雇主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工資期屆滿后7天支付，雇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違反規定，即屬違法，最高可判罰款35萬元新台幣及監禁3年。此次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出台后，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在司法實踐中終於有了量刑的標尺，我們希望它像“酒駕入刑”一樣，產生震懾性效果，驚醒那些潛在的違法者。

　　即使拒付勞動報酬罪已有法可依，但並不能杜絕惡意欠薪的發生。我們不希望看到，討薪的問題，每次都要通過訴訟或者刑法的嚴厲手段來解決，畢竟法律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勞動部門、工會組織，都能擔當起各自的職責，為勞動者撐腰、維權，許多欠薪問題就可以通過民間調解或行政手段解決。探索如何確立一個勞動者權益的保障機制，而不是僅僅滿足於一個事后補救機制，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出路所在。大家更願意看到，依法支付勞動者工資成為社會常態。

　　衷心地希望，2013年的春節，所有在外務工的人都能懷揣著辛苦掙來的血汗錢，高高興興回家過年！讓被拖欠工資的“年關”不再有。(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