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銳：人類復興，中國是利益攸關方

　　英文裡的“stakeholder”很有現實含義，它的意思是分擔利益的責任人，起源於股東董事會。

　　在世界和我們自己都在探討中國何去何從的時候，我們需要作為利益攸關方想明白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三者關系，也就是我們的歷史責任、社會責任和國際責任。

　　中國人從不缺少歷史責任。幾千年來，我們不斷地在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實現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偉大夢想。無論是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式的文藝復興，或黃土高坡窯洞裡共產黨人的油燈﹔無論是等貴賤均貧富朴素的烏托邦，還是馬克思列寧影響下的科學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最后都回歸到探索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現代化的更高起點。歷史責任意味著我們需要清算過去，不要再有1942年的飢餓，反右擴大化，“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迫害和封建造神運動，必須與積貧積弱積弊的舊中國徹底決裂。秦時明月漢時關，以史為鑒，不斷地清算和超越歷史，共產黨人責無旁貸。這是一次新的進京趕考，是我們集體的社會責任。

　　三十多年來，中國的成就巨大，就惠及的人口規模來看，絲毫不遜色歐洲工業化革命。中國的進步是人類共同進步的夢想。但是，我們很不完美。中國面臨一定程度上的國進民退，大而不強，富而不貴的尷尬，權力和收入的再分配將是關於社會公正和可持續發展的又一次巨大變革。背景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社會媒體裡左和右的思想可以公開辯論，取長補短或是相互揭短，雖然有些嘈雜，但我們需要脫敏，需要適應非單一的輿論環境，需要包容和多元。這是深化改革需要建立的共識。

　　1978年中共11屆三中全會和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已經帶了一個好頭，這就是實事求是，尊重新的社會現實，勇於擔當和引領，否則當權者會被歷史淘汰。是什麼讓我們意識到需要具備自我糾錯能力，嘗試擺脫自延安時期民主黨人和西方朋友就不斷警告的周期律和惡性循環的怪圈？那就是因為中國政府和人民都有見賢思齊的歷史責任感，社會責任感和民族復興的夢想。

　　由夢想到光榮，我們不僅要自信，更需要道路、理論和制度的完善。改革是千秋大業，是新的長征。共產黨初戰告捷，但是內憂並不遜於外患。十八大后，擺脫了短缺經濟的窘迫后追求社會公正成為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的強烈訴求。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劉易斯拐點的經濟學概念，更有法制和民主建設的長遠使命。關乎執政黨生死存亡的腐敗問題倒逼司法改革和輿論監督。

　　中國的進步是人類共同進步的一部分，實現小康后，作為受益者我們需要回報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遵守世貿組織的協定，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繁榮，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我們在分享全球化紅利，維護世界和平的同時，需要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多邊國際框架，照顧民族國家的現實利益，通過平等協商來承擔合理的國際責任和義務。

　　中國需要超越歷史，超越自己，平視發達國家﹔而發達國家也需要摒棄冷戰思維，尊重中國的大國地位和核心利益，同舟共濟。發達國家隻有扶持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執行共同而有區別的低碳發展，為子孫后代著想，才能實現人類文明的再度復興。這是大家共同的國際責任。

　　21世紀民主國家暴露出來的形式公正下實際的不平等和政治的兩極分化導致我們重新反思所謂歷史的終結。國際政治不僅僅是西方推動的價值普適性，新興經濟體的后發優勢正帶來又一輪國家權力的再分配，強權需要被制約，舊的金錢民主需要改革。公正和效率同等重要，不然擺脫了精神貧困和不平等的民主國家，會陷入金融寡頭控制下經濟利益的不平等。而沒有以創新為主導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產業鏈上的升級，我們將始終是西方跨國經濟的附庸和現代版的殖民地。沒有物質基礎的經濟平等，就不會有真正的精神和政治意義上的平等和參與。這需要我們為西方去光環，脫下皇帝的新衣，也需要發展中國家站起來說話。

　　現代化應該惠及每個人和國家。我們都是利益攸關方，是全球化的參與者。隻有每個人和民族國家都獲得了尊嚴，人類文明的再次復興才會實現。(作者是中央電視台英語頻道知名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