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世界“聚光燈”為何投向兩會

　　兩會召開，世界的“聚光燈”轉向中國。兩會不僅是中國的政治周期，也正在成為世界的政治周期。隨著中國話題成為世界話題，中國方案成為世界方案，中國兩會日益凸顯出世界意義。

　　世界不僅關注中國的發展，更關注中國的世界貢獻。中國不僅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也承載著全球治理的希望。

　　這種希望，突出體現在兩會模式對人類政治文明的貢獻上。兩會模式是中國政治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人類治理模式。

　　以兩會模式為重要內容的中國政治模式，既吸收了西方現代政治文明成就，同時結合中國文化、國情，尤其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不斷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世界意義的發展中大國政治現代化模式，成為后發國家可資借鑒、甚至超越西方的成功案例。

　　其一，超越西式權力觀。在西方中心論情結下，西方政治體制形成對內民主、對外專制，對內多元、對外普世的悖論。中國的兩會，基於權力分工協作、共存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政治共識，實現權力—權利的結合而非對沖，避免了西方多黨制的黨同伐異與政治內耗。

　　其二，中式協商民主超越西方程序民主。協商民主並非中國人的發明，卻結合中國文化與國情在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實踐中得以發揚光大。以兩會模式為標志的中國協商民主，正在豐富國際社會對民主制度的理解。民主是形式，民心才是目的。中國人實現民主的方式與西方秩序相反：民享，民治，民有，先以人為本，然后法制，再法治和選舉。因此，中國與西方的民主爭執不是根本性的，而是在民主實現方式（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和秩序（先法制還是先選舉）上。這反過來也証明中國的民主實踐對西方的補充、超越，體現其世界意義。

　　其三，超越二元對立思維。西方的思維是“要麼你和我們一樣，否則你就是在反對我們”。這種二元對立思維在政治治理上的體現就是權力制衡，尤其體現在兩院分權制衡上。而中國早已打碎了貴族—平民的社會架構，政協、人大不是上議院、下議院關系，不是貴族、平民的代言人，兩者統一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踐行的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承諾，折射的是中國傳統對立統一、“致中和”的文化理念。

　　其四，超越“最不壞”，追求最好。丘吉爾曾斷言，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這既是西方政治自信的流露，也體現出西方政治的無奈。今天，我們放眼歐美，不難發覺，民主扭曲、錯亂的例子俯拾皆是。中國的兩會模式，通過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不斷在政治實踐中完善，在人的素質、民主自治等方面超越了西方以追求“最不壞”為目標的旨趣。隻有追求最好，才能接近最好。

　　上述種種超越，也表明中國的現代化注重吸取一切人類先進文明包括西方政治先進文明的結果，凸顯中國政治模式本身的世界色彩和世界意義。

　　中國的體制、模式需要改革，但不是簡單的復古或接軌，更不能否定今日中國的成功探索。明白中國兩會的世界意義，就能增強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