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海平：跳出“國五條”反思中國式調控

與以往兩會的數據紛呈不同，今年受到最多關注的“20%”來自兩會之外。樓市調控的“國五條”細則在兩會前落地，“個人轉讓住房嚴格征收差額20%的個人所得稅”引發市場劇烈震蕩，滬指周一大跌3.65%。盡管專家表示“剛需”購房者仍可享受稅收優惠，但各地意欲搶在實施之前過戶的人們，還是將房產交易場所圍得水泄不通。

表面上看，“搶閘”過戶是為避稅，而更重要的則是預期的改變——個稅的調整會不會轉嫁為購房者的負擔？短暫的抑制會不會激起更高的反彈？其實，“越調越高”早已成為普通民眾心頭揮之不去的霧霾，去年年底以來一些城市房價的報復性上漲，更加重了這種恐慌。因此，跳出“20%個稅”、“七成首付”這些具象化的政策符號，站在十年調控的歷史脈絡中，重新反思房地產市場、乃至中國經濟的全局，可能收獲更為開闊的視野。

即便從1998年住房市場化改革算起，“商品房”融入中國人日常生活，也不過是十幾年的事。中央政府對行業的規劃、對房價的調控，幾乎沒有任何經驗可鑒。十年九調，真可謂一波三折，2003年“18號文”承認房地產為支柱行業，意在拓展住房消費拉動經濟﹔2005年、2006年嚴厲收緊，針對的是固定資產投資過熱﹔2008年底、2009年初“救市”，旨在應對國際金融海嘯的沖擊﹔2010年“限購令”祭出“殺手?”，斬斷了投資投機型需求。

可見，每一輪調控的政策取向，都是基於既定條件的優先選擇。當面臨保增長、壓過熱、厚民生、防通脹、調結構、促和諧等諸多目標時，與個體的選擇模式如出一轍，政府對輕重緩急的抉擇也存在所謂的“價值排序”問題。因此，檢討政策得失，絕不能脫離具體的決策環境，絕不能以過熱時的焦躁責難過熱前的從容、以危機后的標准苛求危機時的權衡。

房價調控最大的國情現實是城鎮化。從2003年的40.53%到2012年的52.6%，城鎮化率每一百分點的提升，便意味著上千萬人的進城遷徙。城鄉二元社會轉型引致的龐大需求，乃是房價屢屢“野馬脫?”、調控屢屢“鞭長莫及”的根由所系。再則，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矛盾也在房價攀升中愈發畸形，比如收入差距的擴大、消費需求的疲軟、投資渠道的匱乏，都在相當程度上促動“商品房”從“商品”異化成“投資品”。

由是，天量的人口與天量的資本源源不斷涌入，房地產調控如果僅在“供需平衡”上做文章，自然會忽略掉“投資品”特有的屬性。所以說，擠出投資、投機的“限購令”，算是真正掐住了“七寸”，盡管政策的覺醒來得晚了一些。讓“商品房”回歸“商品”屬性，是調控的關鍵一步，至於其中新的問題可以通過政策細化來改進，而絕不能因噎廢食，畢竟，任何“政策不可能讓十三億人都滿意”。

選擇“牽一發而動全身”之處施力，更要顧及“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的古訓。從國際經驗來看，房價漲跌的確更多是市場行為。在經濟下行階段，日本、美國的房地產都發生過“崩盤”，但是發展中的中國經得起這種折騰嗎？面對種種過度行政干預的指責、甚至違背規律的微詞時，負責任的思考是不是應當多些大局觀，更多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

承認“限購令”較之市場化更符合大眾福祉，並不等於改革就此停頓。實際上，從捂盤惜售，到房叔房姐，房地產行業的亂象叢生始終呼喚法治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相對短期的調控而言，行業健康發展更期待包括“房地產法”在內的長效機制。另外，如何提高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不折騰、不懈怠？也離不開對法律手段的倚重，尤其是調控機制本身的法治化。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房價問題的最終出路理應由法治導航。

范文瀾說，“歷史多麼無情而又有情，不遺忘每一個對歷史的貢獻，也不寬容每一個對歷史的障礙。”當普通住宅動輒以百萬計時，重新掂量“限購令”的分量，還關乎收入分配差距、共同富裕的願景。改革還在路上，再往深處不僅是調控房價的高低，更涉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與重塑，更考驗改革者的政治智慧和勇氣。

（作者為海外網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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