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中國微妙修正“韜光養晦”戰略

以根正苗紅出身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在他精心籌劃的第一次對外訪問行程中，含蓄而強烈地向外表明了其對中國外交戰略進行的重大調整。在鄧小平理論被奉為不可輕易逾越的最高權威后，“韜光養晦”總方針首次得到大膽矯正，從以“韜光養晦”為基調向以“有所作為”為基調作了積極而微妙的轉變，部分回歸毛澤東主義。這也是他試圖調和“左”、“右”思潮，從中共建政歷史中盡最大可能挖掘民族主義遺產、擴大執政資源、強化執政根基、鞏固新形勢下執政黨領導的努力的一部分。

作為具有重要象征意義的外交行動，他對俄羅斯的訪問，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期中蘇關系明顯惡化、中國全面轉向與美國進行戰略接觸后，中俄關系向原中蘇盟友關系的某種回歸，其准結盟性質進一步強化，以此平衡美國對國際體系主導。反對美國對全球體系的單一領導，是中俄共同的戰略需求。正像他在俄羅斯國際關系學院所表達的，（在中俄加強戰略協作的情況下），“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加強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除了兩國在對外戰略上相互需要之外，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的新威權主義體制與中國的現存體制也有很大相似之處，兩國有更多共同語言，俄羅斯也不會對中國的體制進行外部干預，這一點在世界共產主義萎縮、西方民主體制前所未有強勢的背景下更為中方看重。

習近平對包括坦桑尼亞在內的非洲三國的訪問，則是中國外交大棋盤上另一個戰略支點。中國和非洲也是相互現實需要都很強烈，中國需要更龐大的資源能源和商品市場，需要外部戰略支持，而非洲與中國的合作具有傳統優勢。非洲目前依然貧窮落后，急切需要外部投資、援助，與中國的合作符合其戰略利益。因此，它們也不可能對中國國內事務指手畫腳。中國在非洲尋找中國式盟友——用中國話說就是“全天候朋友”，坦桑尼亞是繼巴基斯坦之后又一個享受此稱號的國度。

而與金磚四國的會談雖然是預定之事，但也正巧與中國新外交政策不謀而合。它們都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既在資本主義體制上與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體系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又在國家發展和全球經濟秩序方面有自己的考慮，在這方面，“金磚五國”成員國具有相同的訴求，也是它們在戰略上合作的基礎。

也就是說，中國新國家主席的首訪，特別是刻意選擇俄羅斯作為首訪中的首訪國家，是有其耐人尋味用意的。在中國發展日益深入的情況下，包括中國式的列寧主義體制在內的新威權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的沖突日益加劇和明顯，中美在意識形態、國家體制、發展模式方面的對抗也忽隱忽現。而保衛列寧主義體制、實現體制的內在需要和國家的外部安全最高統一是習近平新領導集體的核心訴求。他對內表示“既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對外高揚民族主義旗幟，就是明確信號。中國新對外方針的總特征是以建立新威權主義准同盟為基礎、以堅守傳統的列寧主義體制和以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混合的意識形態為支撐、與美國主導的西方和國際體系建立既深化合作又積極斗爭的關系為主調的。中國改變了以往在對外交往中一味藏拙，壓抑自身的傾向，轉而帶有更多的主動和進攻色彩，以攻為守，以最大程度實現國家內部體制利益和外部安全利益。首訪國家無一不與中國的這一外交新趨向相符合。

習近平主導中國外交戰略新的重要轉型不是偶然的。在其前兩任執政時期，都囿於各種內外因素，未能敢於突破“韜光養晦”戰略。正因如此，中國的外交被視為軟弱無力，無法有效應對外部挑戰，備受民眾質疑。他在執政之初就對中國外交根本戰略進行了重大修正，其背后，一是中國綜合實力確實在改革開放以后得到了很大提升，具備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二是隨著中國的發展，外部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對中國的防范、牽制、遏制乃至挑舋行為日益增多，威脅國家安全和執政黨長期執政的因素顯著增多﹔三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對外方針在兩個極端方面都進行了較長期的試驗，其成效以及民眾的態度都已充分地反映出來，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歷史積澱，而在習就任總書記后發表民族主義觀點進行試探的結果是得到了大量公眾的支持，為他進一步調整外交戰略提供了民意基礎﹔第四個原因則是個人的和時代的，擁有紅色后代和轉型期領導人雙重身份的習近平也更有底氣、更有手段對國家重要政策重新定位，並根據需要進行轉變，新的時代產生新的思潮新的需要，也促使執政者重新思考對外政策。

（注：本文轉載自“丁咚--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