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於大小官員並不是個個都能把聖賢的教導化作執政實踐,因此就需要監管,靠他律反腐就是必須的。各朝各代都有一些制度來約束官員,卻始終沒能走出越反越腐的怪圈。中國古代教訓說明,反腐敗要多管齊下,要講道德基礎,更要有制度建設,靠從上到下的單一監管是不夠的。 |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國歷史上的反腐倡廉進行了第五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發表講話強調,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於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貪腐誤國,在歷朝歷代都是個讓人頭疼的大問題,以至於近代學者王亞南斷言,中國二十四史是“一部貪污史”。可是,我們也看到,廉潔不阿的志士、剛正守法的仁人,史不絕書,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永不磨滅的光輝記憶﹔我們還看到,一些時代查處貪墨官員所用的酷刑嚴典,今日讀來也令人咋舌。因此,一部中國史也不妨看作是“對貪腐的斗爭史”。
和腐敗行為做斗爭,中國古代有很多故事,歸納起來,一是靠自律,二是靠他律。春秋時期,齊相管仲曾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裡的“四維”,其實包含兩個層面——禮義,“治人之大法”,講的是社會秩序和行為規范,他律﹔廉恥,“立人之大節”,是追求個人特別是官員的道德修養,用現代話說就是價值觀教育,自律。這兩個層面,雙劍合璧、內外兼修,古人以此來維系一個國家清正廉明的政治文化傳統。
在自律和他律的反腐歷史中,自律的水平比較高。比如東漢的楊震去做太守,有故人送黃金,自謂“幕夜無知者”。楊震回答他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孰為無知者?”至今各地還有不少楊姓宗祠號“四知堂”,就是紀念先祖的廉潔之風。以楊震為代表的廉吏,其自律並非無因之果,而是來自他們侵潤其中的文化傳統。
中國今天依然強調“道德高尚是領導干部做到清正廉潔的基礎”,因為這是歷史上的廉政模范和貪墨典型從正反兩方面共同給后人留下的結論。一名官員,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做人都已喪失根本,難道還能指望他做官守住底線嗎?
由於大小官員並不是個個都能把聖賢的教導化作執政實踐,因此就需要監管,靠他律反腐就是必須的。各朝各代都有一些制度來約束官員,卻始終沒能走出越反越腐的怪圈。明朝對官員尤其苛刻,工資水平史上最差,而且制度條文上對腐敗行為幾乎是“零容忍”,據說貪墨60兩銀子就要剝皮斬首,但是也沒有擋住各級官員前腐后繼。和朱元璋相比,唐太宗李世民要溫和機智一些,有一次他發現大臣長孫順德受賄數十匹絹,於是召開干部大會,說“長孫順德接受這種賄賂,說明他家缺少足夠的絹”,於是當場“賞”他相等數量的絹,要求他親自背回家去。貞觀號稱治世,但從大將李勣臨終遺言引房杜為戒的話看,即使房玄齡這樣的名臣,也未必管好了家中的“官二代”。
中國古代教訓說明,反腐敗要多管齊下,要講道德基礎,更要有制度建設,靠從上到下的單一監管是不夠的。唐太宗和風細雨,明太祖霹靂雷霆,但他們不是神仙,一天工作24小時也管不了天下官員,到了王朝后期,不要說接班人能力不如他們,就是出現有干勁有水平的統治者,也隻能有心反腐、無力回天,眼睜睜看著自己掉進歷史周期律的深淵裡。因此,毛主席對黃炎培說要走民主新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要強調群眾路線,隻有緊緊依靠人民,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一刻也不脫離群眾,反腐敗才能擺脫越反越腐的“怪圈”。
(作者楊凱為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