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國《金融時報》刊文稱,經歷了多年的茫然無措之后,日本已經奮起採取行動,將加快步伐、帶著更明確的目標前進。 |
對於日本恢復失去已久的“魔力”,人們興奮不已,但有一個問題基本無人提及。是什麼讓這個國家的掌權者如此突然地改弦更張?他們曾認為通貨緊縮沒有什麼有效的應對措施。接著,所有人都團結在新任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周圍,以逆轉15年來的物價下跌趨勢為使命。
政策的轉變如此之戲劇化、市場反應如此之快,以至於人們過度忙於賺錢,而沒有精力去琢磨導致這種變化的根源。日元兌美元匯率已經從77日元兌1美元下跌到近100日元兌1美元,讓出口商獲益。6個月之內,東証指數(Topix)上漲了65%,為幾十年來最強勁的上漲。Arcus Research分析師彼得 塔斯克(Peter Tasker)指出,股市上漲使得日本公司市值增加了150萬億日元,合近1.5萬億美元。他開玩笑說,投資者對這筆巨財是如此感激,他們現在已經習慣在電子郵件落款上寫道:“向安倍致敬”。
市場的興奮情緒已經開始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這支持了一部分人的觀點,他們認為解除通縮陷阱可以帶來一個自我延續的循環,使得利潤、工資、消費支出和稅收增加。豐田(Toyota)2012財年(截至今年3月)淨利潤增長2倍,達到近100億美元,該公司周三表示,預計今年淨利潤將再增加40%。日本投資者新一輪風險偏好帶來的經紀業務,使得野村証券(Nomura)和大和証券(Daiwa)盈利激增。3月份,大型零售商銷售額出現20年來的最大增長。由於勞動力市場出現收縮跡象,一些公司的工資也開始微升。日本央行預計,今年經濟可能會實現2.9%的增速——終於不那麼寒酸了。
如此看來,至少在目前,日本政府政策的效果要好於預期。那麼是什麼促使日本最初採納“安倍經濟學”(Abenomics)的呢?要弄清前因后果從來都不容易。然而,這種突然的轉變似乎確實有兩個強有力的催化因素:2011年海嘯和中國。
2011年3月海嘯的刺激效果一開始並不明顯。最初,在關停所有核電站之后,日本人通過團結起來降低能源消費,避免了一場潛在的能源危機。但工業界對昂貴和不穩定的能源供應的擔憂,加劇了人們對工業大規模外逃的恐懼。企業早就在抱怨匯率高企的日元、嚴峻的企業稅、貿易協定的缺位和嚴格的排放目標。幾十年來,人們第一次真正發出這樣的疑問:日本工業是否會出現整體外逃?
第二個因素就是中國。2010年中國經濟超越日本。中國對日本管理的尖閣諸島(Senkaku)(中國稱之為釣魚島的五個無人居住島嶼)的權利主張越來越強硬。在安倍當選為自民黨(LDP)黨魁(成為首相的前奏)之前,中國50多個城市爆發了暴力反日游行。如果日本是故意選出這樣一位領導的,那麼中國可能就是一個誘因。
對安全的擔憂和經濟上的無力感之間的聯系由來已久,並且非常深刻。“Fukoku-kyohei(富國強兵)”是1868年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之后日本現代化的強力訴求。對於安倍來說,這個口號很有震撼力。簡單來說,它的意思是,如果日本經濟疲弱,那麼其防御實力也會軟下來。安倍並沒有放棄民族主義。他復興經濟的使命來源於同樣的動力。2月份,他在華盛頓發表的“日本回來了”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了這種聯系。“日本必須保持強大,首先是經濟強大,同時也要維持國防的強大。”
該國大膽的經濟嘗試背后是強化的愛國主義。在一次紀念1952年美國佔領期終結、日本主權被歸還的周年紀念活動中,安倍和其他出席者高呼 “banzai(天皇萬歲)”,甚至連明仁天皇(Emperor Akihito)都大吃一驚。目前民意支持率超過70%的安倍堅信,日本能夠同時恢復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2月份,他向美國的東道主們表示:“為了讓日本和美國共同為地區和世界締造更多的法治、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安全,並減少貧困,日本必須保持強大。”
動機非常重要。經歷了多年的茫然無措之后,日本已經奮起採取行動。如果以史為鑒,既然現在已經達成一致,在猶猶豫豫了20年之后,日本將加快步伐、帶著更明確的目標前進。日本承諾參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加入這個將使日本經濟卷入更激烈競爭的高級別貿易協定,安倍的這一做法已經讓很多人吃驚。簽署這一協定就意味著自民黨撕毀與受溺愛的農民之間的社會契約。表面上來看,這似乎不太可能。其他長期討論的必要措施也是如此,比如能源和醫療自由化,或者是讓更多婦女走向工作崗位。直到最近,你可能依然認為這些不會成為現實。但日本面臨著新的緊急任務。懷疑論者或許要大吃一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