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稱,印度總理辛格將在近期訪華期間，向中方提出在印度建立“中國商務園”的建議。據了解，印方准備在幾個工業基礎較好的邦仿效此前開設的“韓國工業園”、“日本工業園”等，建立專門面向中國企業的產業基地，即印度媒體所描述的“中國特區”。

即使受到領土爭端、安全戰略分歧以及防務競爭等多重因素的干擾，中印兩國間的經濟合作仍然被認為是雙邊關系保持基本穩定的最關鍵因素，堪稱雙邊關系的“壓艙石”。然而，就是這塊700億美元那麼大的壓艙石，也存在著一些內在問題，其中非常突出的便是兩國貿易的不平衡。

印度不斷抱怨對華貿易逆差，並把責任歸咎於中國市場開放不夠，而中國則以貿易結構與工業化水平之間的關系作為回答。如何彌合認知分歧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在於如何解決貿易不平衡現象。以投資平衡貿易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工業國家經常採用的手段，也受到了工業化水平相對較低的貿易逆差國的歡迎。

實際上，這種相對成功的模式就發生在印度周邊。多年來，中國一直促進中資企業在巴基斯坦的投資，動機之一就是考慮到中巴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很大，除非中國大幅減少對巴出口，巴方不可能在貿易上實現與中國的平衡。從這個層面上講，盡管中印之間工業化差距遠小於中巴之間的差距，但同樣的模式依然可以應用在中印經濟關系中。

通過加大中國企業在印度的投資，可以改善雙邊經濟關系結構。對印度來說，既能獲得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又提高了本國的工業化水平，如果條件成熟，還可以增大印度出口——假如對印投資的中國企業將產品銷回中國的話。從這個角度看，作為經濟學家中的翹楚，辛格總理不可能不知道這一政策對印度經濟的積極意義。實際上，這也是辛格此訪准備積極推動建立“中國特區”的關鍵原因。

但值得注意的是，若說這個策略如此之好，為何現在才被提出？另外，這個計劃實現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之所以現在才提出建設“中國特區”，是因為長期以來，印度政經界充斥著對中國的質疑聲。在安全焦慮症的干擾下，很多理性的、符合雙方利益的合作計劃無法執行。而這些計劃的推動者往往會被批評為“對華軟弱”，甚至被指對中國“出賣印度利益”。這種輿論氛圍使得需要做出決斷的政治家很難堅持理性的選擇，最終不得不做出妥協。辛格總理多年來一直支持深化對華經濟合作，卻始終不能大刀闊斧地貫徹到底，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個原因使然。

如果這種分析邏輯是成立的，那麼，辛格總理此次醞釀的“中國特區計劃”同樣存在類似問題。不久以后將要舉行的印度大選給印政壇帶來不確定性，而辛格本人也或將面臨離任退休，由此看來，辛格所醞釀的計劃能在印度的政治環境中生存多久，尚未可知。

當然，對於任何好主意，還是應該保持樂見其成的積極心態。知易行難，從來如此。

（葉海林，中國社科院全球戰略院《南亞研究》編輯部主任，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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