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銳：能否把准生証作為結婚証附件發放？

孩子還沒出生，鄭州市惠濟區長興路轄區的准媽媽張女士已經感覺“操碎了心”。她於今年3月懷上頭胎，並按醫院指導從6月份開始辦理“婚育情況証明”和“准生証”。4個月下來，她往社區跑了近20趟，事情在爭吵中一點點推進，但至今，証明還是沒有開出來。

行政手續繁瑣、辦証難的情況，早就是老百姓抱怨多年的老問題。應該說，經過多年的改革，我國行政審批的事項和手續都已大幅簡化，但無論從老百姓的感受，還是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審批次數還是太高。

有些証，本不需要辦﹔有些証，本不必規定如此繁復的手續﹔有些証，被執法機關作出了超出規定的要求﹔有些証，在技術上本可以實現異地辦理，卻仍被要求回家鄉辦……在某些情況下，公務人員有著過多的自由裁量權：手鬆則成，手緊則不成。正是以上因素成就了一個終極問題——“中國式証難辦”。

張女士為辦一個准生証4個月內跑近20趟，從小肚子跑成大肚子愣是沒把准生証“跑”下來，這足以把“中國式証難辦”問題凸顯得淋漓盡致。

目前，准生証在各地仍被視為一種控制計劃生育的“行政許可”，如果沒有事先辦下准生証，即便在實體上符合生育條件，也將承擔巨額的生育撫養費，除此之外，它還和新生兒上戶口挂鉤。現實中，准生証被單獨列出，不僅耗費巨大的辦証成本，客觀上也可能導致權力“尋租”現象。

讓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張女士的案例中，當地執法部門並沒有對法定要求予以公示，更沒有完全依據規定辦事，徒增程序。他們要求張女士提供所在地街道辦事處開具的初婚証明等一系列資料，而張女士居住的居民樓被劃進新建小區，開發商並沒有跟辦事處對接，這使得該樓成了無人管的區域，開具初婚証明難上加難。

其實，協查、核實夫妻婚育情況本是執法部門的義務，怎就成了辦理准生証的必要條件？河南省從2013年2月開始對此實施承諾制，受理地經多次核實仍不能掌握夫妻婚育情況的，或在規定期限內得不到協查信息反饋的，可以由夫妻寫出書面承諾書。

然而，直到張女士提出“夫妻自己寫承諾書，不用開婚育証明”時，才拿到了格式表格。執法機關事先並沒有對“承諾書制度”進行有效公示，也沒有從便民的角度主動提出相關規定，反而列出諸多要求。對此，我們不禁要問，夫妻雙方的承諾書，與所在社區有何關系？這是不是變相的“証套証”？張女士所在的居民樓緣何成了沒有對口街道辦事處的“真空地帶”？

如此一來，再便民的舉措也將被這樣的執法作風吹歪。在筆者看來，治理准生証亂象的最根本做法就是讓其由“行政許可”轉化為“行政備案”，在發結婚証的時候，就把准生証作為一個附件發放。批准結婚即意味著批准生育，這本就是基本常識。

（舒銳，法官，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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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宋勝男、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