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公正评价中国政治改革

据《大公报》10月18日评论：

近期不少舆论大力疾呼政改，断言“政改停滞，裹足不前”、“小则羁绊经济发展，大则危及中共执政”等等。媒体能坦率公开发表政治主张，是中国民主进步的表现。笔者以为，推进中国政改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公正评价政改，坚持稳步推进；二是突破理论误区，坚持中国特色。前提不清而激越推进，往往事与愿违，甚至弯急翻车。

肯定进步事实

中国上层建筑若如上述舆论之评价，何以解释经济持续三十年突飞猛进，超越日本跃升世界第二？中国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应基本肯定还是否定？公正评价中国政经关系及政改，须考虑中国传统文明、西方政治观念、马克思主义“三大因素互动”形成的独特政治生态，须用异于西方的创新尺度。

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接受香港《大公报》专访指出，“认为中国至今没有进行政改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结合”，而且是“先有政治改革，才有经济改革，才有市场经济。”他还指出，“中国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这么多成绩，就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保障着、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民主政治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比如，过去有人讲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摆设，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花瓶。现在‘两会’已经成为中国货真价实的民主节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瞭望》发表文章认为，“十年来政改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变化巨大”，以详实数据与事实全面论证了中国政改进展。笔者以为，如何评价政改现状，关乎今后政改路径选择。政改“裹足不前”等断言不仅偏颇过激，而且会干扰政改进程。

突破理论误区

一是突破“苏式马克思主义”误区。单一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非马克思理论又悖中国实际。恩格斯晚年曾提出“出于论战需要，我和马克思过分强调了经济决定作用”及“决定上层建筑因素是多方面”的“中间理论”。中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非“单一突破”关系，而是“综合互动”关系，这是特色政改的理论依据。二是突破“制度决定一切”误区。中国足球改制彻底而成绩最差；乒乓、跳水、体操改制滞后却世界第一，动辄归咎“体制问题”是过时的唯制度主义。三是突破“单一普世价值”误区。普世价值并非西方专利而是多元构成。过激政改主张，潜意识仍以西方大选民主为标准，否则从何得出中国“政体落后”结论？

《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一文指出，胡锦涛“7．23”讲话强调以法治推进和保障民主，显然中共现阶段无意推进选举民主。在社会分化非常严重、民众仇富仇官情绪非常强烈的情况下，大选可能带来社会混乱甚至灾难。被选上台执掌权柄的领导人，极可能是蛊惑人心的极端民粹者，他们可以借民主办到一切，惟独没有真正的民主，“文革”所谓大民主就是极好参照。邓文还提出，大选民主是否会分裂中国？一些国家阻碍中国崛起手段之一，就是制造中国民族分离势力，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借鼓吹中国实行民主搞分裂。

笔者以为，大选民主确有其长，但当下中国推行之，难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何况，近年西方民主政治观正在发生变化，兴起“协商民主”研究热潮，提出大选民主已不能满足现代民主要求，因为人们还希望在政府决策、政府施政、政府监督、社会治理上有更多参与权，“协商民主”可以弥补西式民主的先天缺陷。西方刚刚开始理论探讨和局部实践，中国已实践了半个世纪，堪称“协商民主”鼻祖。

强化综合反腐

中国政改呼声日高，主要原因并非经济出了大问题，更多是民众对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等强烈仇恨倒逼出来的紧迫感，还掺杂着敌对势力的颠覆运作。贪污腐败单靠政改是除不掉的，要靠综合手段特别是“德教”等社会改革。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一书指出“任何国家只要长期政治稳定，都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美国司法部报告，近20年50个州腐败案达1.7万例，17945位联邦、州官员遭指控（年均897人），腐败亦很惊人。俄罗斯、印度实行了大选民主，“廉政指数”却低于中国，说明西式民主并不能消除贪污腐败。笔者以为，中国政改之路还很长，既要采他山之石，也不能妄自菲薄。坚持中国特色，稳步推进政改，强化综合反腐，将成为十八大重大政治关切。（作者陈群为资深评论员）

（注：以上评论仅为转载，并且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