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于泽：幸福列为施政目标，利弊相随

最近，有媒体以“你幸福吗”为主题的一系列报道使“幸福”成了热词，引发大家对幸福的思考。又有媒体报道，全国至少18个省市明确将“幸福”列为施政目标，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媒体评论认为，政府的幸福测度是对唯GDP论的一种纠偏；而专家更以为，“幸福口号已经成为趋势，‘幸福’已形成共识”。

在一个盛行唯GDP论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改以人民幸福为念，令人心向往之。近一二十年来，GDP一直主导着官员们的发展思维，政府致力高投入，结果就是高房价、高物价、高税负，民众生活压力过大，普遍呈现焦虑、浮燥的心理症状。而所谓幸福，简言之就是生活无忧加快乐。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除了福、禄、寿的观念，也有对“乐”的感悟。而所谓“幸福”，融合了福、禄、乐，是一种西方舶来的价值观念，它落脚于个人的主观感受。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证，大多数人是通过财富来追求幸福的。人有了财产，就向幸福迈进了一大步。但杰斐逊晚年说，“德行是幸福的基础”。富兰克林则断言，“德行与幸福乃是母女关系”。如此说来，个人要追求幸福，与政府关系不大。

但对于人民幸福，政府还是可以有所作为。18世纪欧洲人就认识到，不管人们如何理解幸福，饥荒、瘟疫、战乱都与幸福不兼容。上世纪末，多项跨国研究表明，在一国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国民幸福感也越来越强。经济落后国家，一般都是人民幸福感很差的国家。这意味着，政府的确可以通过发展经济，为人民幸福“建功立业”。

在中国，政府似乎用武空间更大，可以做得更多，取得更大“成绩”。这是因为，由于唯GDP论根深蒂固，很多地方官员通过强征强拆、抬高房价等极大地挤压了的民众幸福感。只要他们观念一变，人们少一份压力，就有可能多一份生活的从容与快乐。很多地方提出，要在就业和收入、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消费和住房、人居环境等方面下功夫，“送福”到家。只要实实在在做下去，就能奠定人民幸福之基。

但问题是，政府的这些举措有利于民生幸福，但远不是让人民幸福本身。今年4月，美国知名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认为，政府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使人们感到不幸福的原因(饥饿、失业、疾病)，但没有痛苦并不意味着幸福，让每个人实现幸福并不是政府的义务。现在各地政府出台的“送福”新政，无非是就业和收入、医疗健康、消费和住房之类，本属政府的传统功能。谓之幸福指标，不过是一种包装。

更为关键的是，将幸福列为施政目标，暗含着政府万能的思维。罗伯特·萨缪尔森就担心，如果允许政府帮我们“追求幸福”，政府却有可能借机对社会强加更多干预。1814年，拿破仑战败，在枫丹白露签署退位诏书时，他对将士们演说：“我曾经想要使法国幸福，但我没有成功。”致力于人民幸福的信念，完全可能令政治人物产生救世主心态，造成人们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

政府放弃唯GDP论，致力于“人民幸福”的施政目标，看起来是好事，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我们愿意让政府在人民幸福上施展拳脚，但曾经过度挤压我们幸福感的，不正是不少现在以人民幸福为己任的政府部门吗？若幸福仅仅是官员的一个口号则已，如果官员们过于认真与执着，会不会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新一轮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