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洪洋：以法制化保障全民“病有所医”

医疗保障较为完善的国家在推进全民医疗保险时，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医保立法，以法律规范、调节医疗保障。医疗保障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即使发达国家，也饱受医改之困。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勾画出我国卫生事业的“十二五”发展蓝图，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的发展目标。

从卫生部部长陈竺对“十二五”规划的解读，其中有不少令人欣喜的“亮点”，譬如到2015年，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的补助标准达到每人每年360元；逐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和费用支付比例；将更多的大病纳入保障和救助范围；新增卫生资源将重点投向农村等。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万万不能，提高补助水平、扩大救济范围，无疑将大大提高全民医疗的保障水平。这种态势与成效，在近年来的新农合身上得以充分体现，农民只要交少量的钱，就可获得较多的医疗保障。

医疗保障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即使发达国家，也饱受医改之困。对于人口超过13亿、人均GDP在4000美元左右的我国来说，福利意义上的医疗保障困难重重是可以理解的，期望罗马在一夜之间建成是不现实的。即使在未来获得公共财政的鼎力支持，医疗保障前程仍布满“暗礁”，需要我们摸着石头把河过。困境集中体现在：保障水平偏低，个人支付比例过高，且许多大病被医保拒之门外，难以有效舒缓公众的医疗之痛；“以药养医”会出现拉高药品价格，导致过度用药现象严重，公众“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欠奉，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人员所能获得的服务不均等。基本医疗保障扶弱助贫之宏旨，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仅以医疗服务水平论，广大农村与大城市就不可同日而语。

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提高医保水平，实现全民“病有所医”目标，不往医保的“池子”里注水、增加外部投入是不行的。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投入，公共财政必须要有更大的作为，更多担当，才能真正减轻公众医疗负担。在推进基本药物制度方面，要在基本药物定价、招标等机制上切入治理，确保药物价格合理、降低病人治疗成本，同时又兼顾药企进行新药研发、制造的积极性，保证可持续发展；在公立医院改革上，当务之急是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药养医”顽疾，割断医生与药品间的利益链条。在保障医生待遇水平的前提下，将医生对患者过度用药、从药企收取回扣、医院暴利作为重点领域进行整治；在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上，除了将新增卫生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之外，还必须从公平上做存量改革，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更大的功效。

医疗保障较为完善的国家在推进全民医疗保险时，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医保立法，以法律规范、调节医疗保障。我国的医保工作已经迈开大步，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在制度化、法制化上就稍嫌不足。现行的《社会保险法》虽有相关条文，毕竟不是专门法律，且过于宏观，不足以涵盖整个医疗保障领域。在医改进入深水区，关系万千重，仅用行政力量难以理顺时，有必要考虑专门立法，如《基本医疗保障法》一类，以法律层面订制医疗保障的宏观目标，规定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挂钩，公共投入水平与财政收入状况关联，建立起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考核、评价、问责机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