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媒体要传递正确的“贫富差距观”

每说到中国令人焦虑的社会问题，媒体总把“贫富差距”摆在与“腐败”同等严重的位置。那么在公众心目中，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实际情况和百姓感知是否存有差距？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776人参与)，65.0%受访者感觉当下社会整体收入差距“非常大”，29.4%受访者感觉“比较大”。另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是：63.1%受访者感觉媒体炒作贫富两极分化，认为这加剧了大多数人的焦虑。

在民调数字面前，面对受访者“被焦虑”的困惑，媒体需要反思那种不负责任的报道给公众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再严谨的调查，也许都无法完全捕捉最准确的“民意”，但调查的结果，却提出了一个媒体无法假装看不见的问题：如何报道贫富差距问题。

不得不说的是，不少媒体在报道中国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时，传递了一种错误的“贫富差距观”。错误的价值观之下，必然只会加剧焦虑，而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错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贫富差距并不总是坏的，相反很多时候是一个好事，拥有一定限度的贫富差距，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但有些媒体不加区分地看待贫富差距，通过报道和评论传递一种错误的观点：贫富差距都是坏的，必须全盘否定。这种错误的观点，在舆论中制造了价值观的混乱，向民众传递了不切实际的期待。理性的判断应该是：接受贫富差距，警惕不正常的、过度拉大的差距。

中国社会的进步史，就是一个打破“专断下的平均主义”而引入市场竞争的过程，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占据更优先和更核心的位置。通过市场的竞争，让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尊重市场竞争，必然要接受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差距；经过平等的规则竞争之后，结果必然是不平等。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下，才以“均贫富”为追求，扼杀人性，扼杀创新的动力，扼杀社会活力。中国30多年改革的活力，中国的发展，都是“允许差距”带来的红利。

当然，市场不是至高的价值，贫富差距应该 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过，媒体在谈论贫富差距时，不能为了迎合某种潜在的、根深蒂固的、民粹的“均贫富”思想而将贫富差距妖魔化为洪水猛兽，或者只为了吸引眼球而这样做，仿佛所有的差距都不能容忍，财富成为一种罪恶，贫穷都是因为受迫害。这一方面会误导公众，使很多人将“富”当作一个敌人，将“穷”当成一种道德优势；更重要的是传递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诱导很多人选择“均贫富”、“打土豪”的方式去致富，而不是靠自身的努力。当然，还会恶化社会的创富生态，制造了一种指向财富的敌意，让富人无安全感，无恒产者无恒心。

然后，谈论贫富差距问题时，要有所区分，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差距？不能以先入为主的偏见看待富人，也不能认为站在你对面的穷人就是天然的弱者，就是受害者。无论如何，穷人总该受到同情，应该得到政府的救助，但正如苦难不应该被推崇一样，穷并不是一种美德。如果一个优秀并勤劳的人，他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致富去买房去生活时，这是一个社会的耻辱；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却靠着父辈的庇护垄断着很多资源，成为富豪，这同样是一个社会的耻辱。这是需要批判的恶，这种贫富差距一点儿都不能容忍。

如果一个人不好好读书，不努力工作，懒惰成性，养不活自己，这样的贫穷不应该被理解。需要批判那些因为权力的垄断和权贵的勾结而导致的差距，“仇视”那些并非靠努力而是靠掠夺获得的财富，而不能笼统地谈贫富差距。这种不加区分的笼统会误伤那些勤劳致富的人，也会为懒汉找到一种借口。

最后，不能仅仅是情绪化地抱怨贫富差距与分化，而应该看到，这个社会的流动是不是畅通的，贫穷是不是在代际间继续，是不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只要保持着一种向上流动的希望与可能，问题就不是太糟。中国社会需要警醒的是阶层流动的封闭，近些年来甚至有固化的危险。高考虽然为向上流动开辟了一个通道，但来势汹汹的拼爹拼关系让很多人感受到了这个通道的窄化。媒体应该致力于以舆论监督去打通穷人向上流动的通道，监督萝卜招聘之类破坏公平的丑事，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对贫富差距空泛的抱怨。

并不是越渲染“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就越站在底层一边，就越是为“民众”说话，就越摆出一种反抗强权和体制、挑战社会不公的姿态——媒体有必要打破这种虚无且自以为是的正义幻觉。负责任的媒体应该意识到：这样的渲染，很多时候对推进改革和缩小差距毫无帮助，倒是在渲染差距中加剧了阶层的对立和社会的焦虑。每一次对贫富差距的“控诉”，似乎都在往社会输入焦虑、仇恨、暴戾、愤慨和被抛弃的绝望感——这当然不是媒体所希望的。

媒体需要做实实在在的调查，贫富差距到底有多严重？需要权威的统计，而不是随便在网上搜到的骇人听闻的野鸡数据；需要做实实在在的客观公正的分析，而不是将自己的焦虑和无力感传递给别人，每个人都有权抱怨，但面向公众且掌握着话语权的媒体，不应该传递焦虑和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