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行：“拆违自治”不能逾越法律边界

自治一旦脱离法治框架，变成了权力强制，其性质就异化了。所以，拆违的“执法权”绝不可下放到社区。

自今年5月开始，丰台区马家堡地区开展社区环境大整治，街道办将西里三社区作为试点，推行以社区居委会、居民为主体的社区自治拆违模式，通过举行社区居民、党员广泛参与、违建责任者“旁听”的听证会，最终确认向违建户发放通知，选择自愿拆除或由社区帮拆，逾期不拆则联合拆除。在街道办、城管部门的配合下，通过社区自治模式一天拆掉了13处私搭乱建的门店。（11月26日《新京报》）

自治、听证、参与，彰显出公民在公共事务中的主体地位，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努力方向。但是，自治不是万能，也并非没有边界。经过听证、参与等正当程序的过滤，形成多数人的意见，绝不意味着得出的结果一定公平、正当，相反，许多时候，我们当警惕“多数人的暴政”。

这就是说，自治可用听证会的方式，广泛听取社区居民、代表和违建者的意见，通过对话、沟通、辩论，说服涉嫌违建的居民自拆，而不能在责任人反对的情况下，对违建实施强拆。

要知道，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已超越了社区自治的疆域，法律早已将其剥离居民可以自力救济的范围，纳入了国家公权范畴。《行政强制法》针对实践中拆除违法建设主体混乱、程序不规范、手段简单粗暴等突出问题，明确规定对违法建设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可见，社区居委会并不是强拆违建的主体，涉嫌违建居民也不是听证程序的“旁听者”，法定城管部门更不是拆违的“配合者”。违法建设固然无合法性，责任人也应承担法律责任，但违法建设之上并不一定没有合法的利益，这个利益，以及违建责任人在查处和强拆过程中陈述、申辩、提起复议或诉讼的权利，同样需要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假如“社区自治”的结果，简单以多数人的意见剥夺个人的权益为代价，显然不具有法律和情理上的正当性。

其实，在现代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自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一样都不能少，自治一旦脱离法治框架，变成了权力强制，其性质就异化了。试想，如果拆违可以“自治强拆”，按此逻辑，是不是意味着对社区内的无照摊贩可以“自治强制取缔”，乃至于对危害社区秩序的人员“自治制裁”？

目前，拆违是城市管理的难题，在拆违中引入居民自治，征集社区民意，以减轻执法的强制性，提升执法的效果，或值得尝试，但无论如何，拆违的“执法权”绝不可下放到社区。推广“自治拆违”，有关部门应当先厘清其中自治和法治的界限，有效衔接自治和法治、社区和政府主管部门在拆除违法建设中的职责和作用范围，在法律范围内将好事办好。（作者是法律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