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民工冻死不必纠缠于是否拒绝就医

　　11月30日中午，农民工刘红伟在郑州市中州大道郑汴路立交桥下躺了20多天死亡。他的死亡，也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质疑。对此，郑州市卫生局回应称，死亡农民工曾拒绝120救治。与他同在大桥下等活干的工友们则表示，他根本就没说不去医院！(《大河报》12月3日)

　　一边说死亡农民工拒绝就医，120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另一边则强调，死者生前并没有说不去医院，而是因为没钱看病。随着当事人的黯然死去，诸如此类的舌辩已经很难再说得清了。因此，继续纠缠于这些细节，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与尸体同样冰冷的现实是，刘红伟已经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并且，还有更多的农民工可能面临类似的命运。

　　其实，对于农民工刘红伟而言，拒绝还是不拒绝，二者差别并不是很大。一者，他孤身一人在城市打工却病倒街头，不仅丧失了选择的能力，也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且不说没有底气动就医的念头，即便他果断做出就医的选择，又有谁来帮他跨过医疗费用的门槛？

　　再者，从现行的制度安排来讲，120急救中心也没有强制安排病人就医的规定。紧急出诊是一回事，实施进一步救治，则是另一回事。急救中心之所以一再强调病人本人的意愿，是因为只能如此，其职能设置只是现场急救。

　　因此，农民工刘红伟的死至少提醒人们，应该放宽视野来看待这件事情，并真正从制度上关爱路边留宿人员。这样，方才有可能避免“后来者”重蹈覆辙。

　　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亟待拥有自己可以依托的组织机构。“工友之家”也好，“农民工之友”也罢，城市应该逐步在农民工中间建立起一些互助组织，哪怕是松散的组织也比一盘散沙要好。这样，农民工有了困难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可以避免卧病街头的惨剧。

　　另一方面，眼下的救助制度也应相应做出改进。比如，对于那些情况危急急需救治的病人，哪怕是无人负责的孤身打工者、城市流浪人员，能否实现“先行救治”而不必严格按照现行的就医流程？

　　死者已矣，生者的生活还要继续。不变的是，在刘红伟死去的郑汴路立交桥下，依然聚拢着大批等活儿的农民工；有些变化的则是，很多热心市民开始行动起来，为这些露宿的农民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送一些衣物、被褥，也送去了一座城市对于这些底层建设者的真诚和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