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露宿民工,有别于流浪人员,他们更具自尊意识,因而排斥救助、抵触同情。即便在刘红卫事件后,更多目光到场,可他们仍“相当平静”,依旧维持着“揽活-—干活—攒钱”的生活模式。 |
近日河南郑州农民工刘红卫在立交桥下躺了20多天后死亡一事,迅速引起社会关注,并且很多人将关注的目光从个人转向了整个露宿农民工群体。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这些露宿桥下打零工的农民工,大多都是为了给孩子创造好的学习生活条件,他们早已安然露宿生活,不觉严寒酷暑之苦。
刘红卫之死,余波未了。痛定思痛,媒体、民众纷纷开始关注“露宿农民工群体”。或是一种惊觉,抑或是一种补偿,在极短的时间内,舆论与“这个群体”无比亲近。于是借由一篇篇笔墨文字,我们得以直观了解,这群人的忧愁与爱恨,希望和失落……而原本,这种“沟通”早该发生:温暖的社会内,幸福的人,当有关怀不幸者的自觉;更遑论,分工细化的时代,一贯有专门机构以救助为业。
悲剧既成,责难“救助不力”,也意义寥寥了。其实准确来说,刘红卫等“露宿民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待救助对象。他们不是流浪汉,不是生活无着人员,更不是沿街乞讨者;他们以打零工谋生、攒钱;他们大多有完整的家庭,有在乎的亲人。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群倔强的“以劳动为生”的人,也是一群苦行僧式的自我节欲者——以最少、最简陋的物质资源维持生存,却心怀“让孩子生活更好”一类的坚定信念。生活,本该成全他们,而不是相反!
露宿民工,有别于流浪人员,他们更具自尊意识,因而排斥救助、抵触同情。即便在刘红卫事件后,更多目光到场,可他们仍“相当平静”,依旧维持着“揽活-—干活—攒钱”的生活模式。也许,正是这类“打零工”的工作方式,造成了他们现实的困境。一方面,选择“打零工”,便失去了诸如“施工队”等团队的庇佑,继而在议价、维权时弱势尽显;另一方面,劳务市场对于零工的需求,确乎更少。基于此,这群露宿者,又不得不面临收成未卜的窘境……
孤立、原子型的民工个体,无法周全应付生活的颠沛流离。所谓“露宿农民工群体”,只是一个偶然的命运相似体,而非组织化、有统一行动力的团队。各自打拼的他们,难以敏锐捕捉市场的用人需求,无法承揽“大活”,而只能一天天重复着“碰运气”。由此可见,露宿民工最需要的尚不是物质接济,而是专业的“就业引导”。职能部门,有必要给这群人提供实用的用工信息,并尽量将之捏合成整体的劳务供给方,以此提高群体竞争力、消弭未知的风险。
诚然,公共救济并不能确保每个人都能免于困厄。在市场经济内,劳动者必须遵循“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规则。但这并不妨碍,就业促进机构,能以专业援助,确保露宿民工更好地对接市场。也只有为这群人创造正常工作的可能,“露宿”的街景才会真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