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让“舆论领袖”发挥更多正能量

　　今天，尽管社会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但此前的政治原则并未失效。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对“民意”划分为例，这种分析对理解中国当代网络时代的政治特点，仍有意义。

　　1950年，阿尔蒙德在《美国人民与外交政策》中提出，美国存在三种民意，即“普通的公众”、“专注的公众”和“政治精英”。“普通公众”占人口大多数，除切身利益外，他们对其他事情不甚了解，也不感兴趣。例如，这部分人对外交政策并不关心，除非国家处于战争或国际危机之中。而“专注的公众”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政治问题比较了解。这部分人是政治精英进行政治表演的观众，同时也能影响普通民众的观点。这部分人尽管数量很少，但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而“政治精英”人数极少，属于职业政治家，包括国会议员、总统任命的官员、负责报道国内外政策的高级记者等。这部分人对“普通的公众”和“专注的公众”施加影响。

　　“专注的公众”在决定民意时意义重大。美国的政治议题，如谴责南非种族歧视、反越战等，很大程度都是他们这些人在教会、媒体及课堂里提出之后才成为普遍的关注。这部分人既有知识分子，也可能属于某特殊利益集团。因此，任何政府都对他们十分在意。

　　20世纪中期以后，政府的执政都要或多或少以民意做基础，或打民意牌。可以说，在二战后的60余年间，比较聪明的政府都在思考如何与这类公众沟通。因为“专注的公众”往往主导一国民意。例如犹太人仅占美国人口3%，但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亲以”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任何现代国家，任何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功都要依赖上述“专注的公众”。我们看到，很多对“专注的公众”缺乏介入的国家，其政权其实是被“专注的公众”摧毁的。最近中东某些国家出现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即是这类“专注的公众”骚动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那些曾经骚动过的国家充分汲取了以往的教训，则能更好地驾驭民意。反越战时代，美国的民意十分激烈，但本世纪后，对于阿富汗战争以及两次伊拉克战争，美国公众并未出现上世纪60年代那种普遍、持久性的反战运动。这与美国利用爱国主义情绪、限制反战团体接近消息源，并封杀敌方消息都有关联。

　　那么，今天中国的“专注的公众”是谁？我们知道，当下中国公众政治意见表达，很大程度依赖网络。虽然互联网利用者已超过5亿，但多数属于“普通的公众”。其中积极发言并可以影响其他网民的“专注的公众”仅是小部分，换句话说即网络舆论中的“意见领袖”。他们能够影响公众舆论，是因为他们对公共事务怀有强烈关心，知识层次比普通大众高，拥有时间与精力。但这些“专注的公众”无权确定政府政策，因此他们必须借助网络发表自己的看法，试图影响现实政治。

　　政治精英应如何介入“专注的公众”是当下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过于注重少数“专注的公众”，是否意味着政策偏向迎合少数人的利益？笔者以为，中国互联网中的“专注的公众”，其实蕴藏着丰富智慧与巨大热情，他们对改革时弊，建立美好社会的执著，正是今天中国持续、加速改革的动力。整个社会应为他们提供发挥才智的空间，让他们成为中国改革的正能量。(作者是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