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昌：中国到了第三次转折的重要关头

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有某些共同点：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它们并不喜欢主动变革，只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改变。但有趣的是，即使是被动的变革，也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发生命运的转变。这点在我党历史上尤为明显：第一次：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挽救了红军，结束了红军被动逃窜的命运。第二次则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老毛以阶级斗争为钢的路线，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使国家走出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这两次会议的重要性和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历史虽不能假设，但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红军狼狈逃窜的命运将会继续，别说打败国民党取得政权，就是能存活到哪天都不好说。而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再次如六十年代饿殍遍野都有可能。如果不信，转过头去看朝鲜就明白了：美丽的大好江山，老百姓居然吃不饱穿不暖，经常发生饿死人的事件。而同一民族的韩国则是令人尊敬的民主国家，国民人均收入已经上万美元。既然是同一民族、地理条件都差不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因已经不言自明。因此，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中国要么变成前苏联，要么就是今天的朝鲜。

无论是遵义会议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变革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枷锁被适当放松。在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国际除了直接插手领导人的任命之外（例如王明、博古、张闻天等），还在战略和战术上对红军瞎指挥。面对强大的国军，竟然搞起了阵地争夺战，于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在所难免。遵义会议的意义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共产国际在战术上的微观控制，确认了毛泽东的游记战术。这种打法虽然不好看，但起码能有效地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这一战法后来得到了充分应用：在抗日战争中共军主力在西北休整，养得又白又胖的，只是派了几股小部队到山窝里“打游击”。结果，国军在正面战场上被小日本打残，而共军在敌后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是将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俗点说就是，不搞人整人，专心搞经济了。以前全盘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完全限制了资源的配置作用、信息的流通和人的能动性，所以经济变成死水一潭。而最突出问题是粮食不足，老百姓吃不饱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这时候，安徽小岗村进行土地承包试验的消息曝光，于是我党吸纳了小岗村十几个村民的智慧，把包产到户的做法逐步扩大到全国。结果很有戏剧性：老百姓一直吃不饱饭的问题瞬间消失了。奥妙何在？原因很简单：把束缚农民手脚的绳索松开了一点，让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根据个人意志来种粮食。中国农民非常任劳任怨，只要手脚能够自由活动一点儿就愿意努力干活并创造奇迹。

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后，随之在经济领域进行了诸多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像个有经验的妓女一样，衣服慢腾腾地、一件件地脱，让人等得心痒痒：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管最终是否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一步步放松约束和限制，让市场逐渐发挥更多的作用。因此，只要给人民点自由的空间，人民就会还你意外的惊喜。正如德国第一任经济部长艾哈德所言：自由的力量无可比拟。

斗转星移，中国与全球一道跨入了飞速变化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虽然超过了德国、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依然是一个国强民弱的国度，贫富差距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社会如此不公的根源是，垄断企业与某些部门形成利益集团，提供世界上最昂贵的石油、电力、通信和世界上最高的存贷款价差，张开血盆大口疯狂地吸取民脂民膏；形同虚设的信访制度，让人有冤无处申；权力日益扩大的城管，打起小贩来简直无法无天；公安的权力更是了得，监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要想限制老百姓的人身自由，根本不用费脑筋，因为有现成的劳教制度；官员普遍贪污腐化，捞钱的数量层级已经从千万上升到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甚至有可能到几千亿。

凡此种种，皆与现代文明国家的价值和理念格格不入，也把中国拖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每年无数起群体事件足可证明，民怨已经累积到相当大的程度。如果不改革，中国会掉进万劫不覆的深渊。因此，中国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

虽然下层有改变的愿望，但是利益集团却百般阻挠，它们希望拖一天是一天，因为拖延就意味着可以继续疯狂捞钱。这让我想起了芝麻开门的故事：盗贼们进了藏宝洞，不停地把珠宝装进口袋里，最后大门轰然关上，盗贼们都死在藏宝洞里。

虽然中国上层也有很多有识之士，但要想限制既得利益者的贪欲，谈何容易？依靠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已经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且经济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减弱。怎么办？唯一出路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法制国家、宪政国家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新领导层应该是看到了中国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所在。表面看来，中国的问题有千千万，但其实只要做一件事情就足够了：尊重宪法，给宪法安装上牙齿。如此一来，中国的诸多难题将迎刃而解。

改革别拖。在信息化时代，愚昧的人越来越少，大家都在睁大眼睛等待。改革良机一旦错过，将会酿成千古遗恨。远看满清末期，虽然慈禧已经决定实行宪政改革，但王公贵族一再阻挠拖延，最后人民失去耐心，没有再给清王朝机会；国民党政府如果早点进行土地改革，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那么另一组织“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就不会那么轻易蛊惑人心。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已经摆放在那里。如果装着看不见，只能自取其祸、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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