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史上最脏”呼唤中国版《清洁空气法》

2013年的第二个周末，全国中东部地区都陷入严重的雾霾和污染天中，遭遇“史上最脏”，还正在向南北扩张。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重点监测的33个城市，空气质量级别都是“严重污染”，北京PM2.5浓度逼近1000。市民抱怨“空气有毒”，还严重影响了交通，多地高速关闭航班取消或延误。（1月13日《新京报》）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报道了“雾霾天”，还特别加了一段“编后话：既然同呼吸那就共责任”：“雾霾天气，人人都是受害者。那反过来说，减少雾霾发生，大家都可以出一把力。比如政府的环保政策要真正硬起来，落后产能必须淘汰出局。比如城市建设要换换思维，可不可以多些绿地，少来些钢筋水泥。再比如党政机关作出表率，少开公车，有车族都来响应，大家一起减少尾气排放。雾霾笼罩之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既然是同呼吸，那就共责任。喜欢蔚蓝天空和新鲜空气吗？就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吧。”

“雾霾天气，人人都是受害者”，这种共识已经到了无需证明的地步；“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吧”，这一条最普适的呼吁，在无数情境下被使用，但最后往往都沦为最无效的一句空话。如果我们仔细回顾就会发现，“人人有责”、“从自身做起”除了在教育时被普遍灌输之外，用的最多的情景，就是面对“人人有责，人人不担责”的无奈情景，成为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一个法治社会，“人人有责”、“从自身做起”不是用来呼吁的，而是要用法律来保证践行的，如果不“从自身做起”，就必然接受法律规定的代价。

面对空气污染，美国人不可能不明白“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的道理，所以他们早在1955年就颁布了《空气污染控制法》，1963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1967年又颁布了《空气质量法》，此后不断地修订完善，不仅明确了全国境内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最大含量标准，还对政府达标设定了明确期限，对各行业的责任进行了分解和明确，以此将“从自身做起”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1975年12月10日，克莱斯勒公司因为1975型小汽车导致过分污染，20.8万辆新车上市不久就被美国环境保护局命令召回。

1970年，应美国国会要求，美国科学院在大量细致调查统计的基础上，研究出了一个隐形的清洁空气市场的供求曲线，国会据此对《清洁空气法》再一次进行了修改。此后，政府部门在制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行政法规时，如果没有对该法的可能收益与耗费及其经济影响的论证，没有得到联邦管理和预算局的评审通过，就不可能正式颁行。至此，保证清洁空气的长效机制才真正构筑起来。

落后产能必须淘汰出局，但为什么总是淘汰不了？城市理应多些绿地，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却总是钢筋水泥？党政机关理应在公车使用上作出表率，但我们却看到大排量豪华公车满处跑？政府的环保政策要真正硬起来，但为什么总是硬不起来？很简单，就是因为“人人有责”混淆了视听，没有从法律上建构起共同而又有差别的责任体系，影响雾霾天气的汽车和工业排放增加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在此背景下，呼唤“从自身做起”，得到的也就只能是“独善其身”，出行就带上一个口罩，呆在室内就增加一个空气净化器。

面对雾霾天气，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告别“从自身做起”的呼吁阶段，应该进入实质性的法治阶段。在法治的保证下，自己受益了，不用呼唤，人们也会“从自身做起”，出一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