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宫：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造就民众的冷漠

苏联特权阶层腐败加剧了社会分离和社会对立，同时，还造成苏联民众对苏共及其政权的冷漠，在这里，冷漠既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力量。

事实上，苏联特权阶层出现之后，由这一阶层的特权及其腐败所引发的社会分离和社会对立也随之出现并不断加剧。这在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6―7月访苏期间及访苏之后所完成的《莫斯科日记》中就得到了反映和证实：“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而且，这一切的发生是为了证明革命的胜利，可革命的首要目的应是确立劳动者的平等，形成统一的阶级。我深信，我在纸上叙述的想法早已记在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汽车驶过的城郊公路上，我从铺浇柏油的农民和工人的眼睛中看出了这种想法。”在城郊公路上，罗曼曼罗兰还“遇到了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一个老年妇女向我们显示了一下拳头”。

然而，这种客观存在并日渐加剧的社会分离和社会对立，由于日臻完善的苏联国家机器的作用，而显得好像不存在似的。罗曼·罗兰写到，一方面“总的说来，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如果你见到高尔基那儿或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会上的挥霍浪费，你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烦恼就不由自主地积聚起来”。另一方面，在苏联，人们已经普遍地学会将这种差异及其引发的烦恼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底，“他们已学会不露声色。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过于高声说话。谁倾诉衷肠，谁就暴露了自己”，“集中营预定不仅仅给刑事罪犯用。有独立见解的、不善于谨慎地保持沉默的人会消失不见。官方的看法被强加于人”。

不过，在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还是存在为了改变自己的物质或者精神生活而奋起抗争的人们。比如，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就向罗曼·罗兰讲述了1930—1931年期间苏联爆发的“重大农民战争中的事件，这次战争与1919年至1920年间的国内战争同样残酷”，“尤其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农民毁灭了巨大的粮食储备，毁灭了全部收成，他们只能饿死。在高加索，到了残害自己的牲畜的地步。反抗是强烈的和狂热的”，“现在农民被制止住了”。

工人罢工也被及时平息下去，1962年6月1日苏联新切尔卡斯克市工人因为不满物价上涨过快、工资额被削减而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结果，苏联政府在动用军队和坦克之后，平息了此次工人罢工事件。此次罢工事件共造成23名工人被打死，40多人受伤，11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完善的国家机器、高效的反应机制、严酷的惩罚措施，迫使人们更多地学会了以沉默来表达心中的不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最终对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感到绝望，却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那么，沉默、冷漠便成了唯一的态度和选择。当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最终走到其生命尽头的时候，苏联民众多年抱持的沉默、冷漠必然就演变成了凛冽而决然的抛弃，而不是像1918年新生苏维埃政权遭遇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剿杀或者1941年夏天苏联遭受德国纳粹军队入侵时那样舍身忘死地去捍卫现政权。

2011年9月24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谈到：“群众性的表示支持苏联政权的游行示威本可以让一切都一如既往地很正常。但是，当时同志们已经不再会或者忘却了到街头去发动。”遗憾的是，久加诺夫先生在这里并没有作出解释：为什么“当时同志们已经不再会或者忘却了到街头去发动”？其实，一言以蔽之，哀莫大过于心死！

因此，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缘于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以及这种模式和体制孕育并激化的苏联特权阶层及其腐败两大因素的互动，以及这两大因素引发的第三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苏联民众对这种模式和体制的心死、绝望和抛弃。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