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拯救“非遗”不能完全指望“市场化”

“面对生存压力，年轻人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已渐无老人们那种热情和喜爱，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断代’相当明显。”在贵州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两名政协委员分别就“保护和发展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提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建设，提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口。（1月31日《贵阳晚报》）

非遗是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史上的绝唱。那些浸透着历史气息与人文色泽的非遗项目，既是时间性质的，也是空间性质的。保护非遗，实际上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族谱”。然而这些年，中国非遗项目保护捉襟见肘，不仅贵州如此，广东也不例外。譬如在项目传承上，传承人高龄化，是最普遍遭遇的问题，根据统计，除了惠州以外，广州、佛山市、东莞、珠海等其他6个城市的非遗传承人中，超过60%年龄已经在60岁以上。后继乏人，根在继承乏“利”。

眼下说得最多的，是指望用市场化来拯救中国的“非遗梦”。比如在2012年的深圳文博会上——老艺人用京味十足的叫卖声宣传着拉洋片，山西“壶口唢呐”表演者一曲演奏引得围观群众喝彩，深圳百年小吃店的婆婆们敲打着模具为炒米饼定型……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和谐，非遗的产业化似乎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但问题是，产业化真的能让非遗从窘境中挣脱出来吗？一者，所谓市场化，固然不是文化的绝缘体，但我们应当看到，走向市场就必须意味着要迎合、贴合消费者的需求。非遗的时空属性，对应着具体的年代、具体的人——物是人非之后，再想从市场中分一杯羹，就算绕开“过度商业化”的敏感不说，受今日消费者欢迎的非遗项目，还是历史上的那般模样吗？

二者，非遗之所以能成为值得我们怀念的文化烙印，在于其不可复制性与人文色彩。很多东西是无法流水线化的，而因为凝结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非遗产品往往再便宜也让一般消费者觉得叹为观止。譬如2008年，有剪纸艺人花了整整一周时间完成了一幅长1.3米、宽1米的巨幅勾绘染色窗裙“奥运大家庭”，并在当年举办的中国第三届剪纸展上获得银奖，“这样的作品卖1000元都不算赚钱，实际上还基本没人会花钱买”。皮影、刺绣等，基本也是这样的命运。成本价的非遗产品，也绝非一般消费者能承受，市场化之路何其艰难！

客观地说，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不是要排斥市场化，而是不能完全寄望于市场化。保护非遗项目，首先是政府责任，是裨益公共利益的必然选择。譬如深圳是全国率先划拨资金支持“非遗”传承的城市，每年会有200多万元非遗保护基金，一方面用于保护无法市场化的“非遗”，如民俗等，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可以与市场挂钩的“非遗”，进行标准规范地生产和推广，以便可以开发性保护。也许，明确了地方部门的主体责任之后，再去有所区别地市场化，才是真正的保护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