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中国社会经济面临四大困难需要直面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徘徊期，社会也处于大转型的变形期。民众对于新领导层抱有很高期望，期望中国能走出当前的迷茫阶段。在我们看来，当前中国面临四大难题亟待解决。

第一，反腐打出新政第一炮。最近一段时间，从政府层面到民间层面，反腐行动都有新突破。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已经有118万左右的“裸官”，这些“裸官”包括行政机构领导、地方机构官员，还有很多国企的领导。针对裸官问题日趋严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表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整顿吏治总是重新树立政府信用的有效战略，整顿吏治不仅有利于行政效率提高，也有利于保护官员个人不落入堕落定律彀中。就民间反腐来看，表哥和房叔等事件的发酵，就是一个新突破。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们的反腐任务还很沉重，改革总是受到或明或暗的阻力牵制，连住房信息联网都不能落实，何况公开官员财产呢？

第二，经济增长潜力空间有限，如何寻找新突破成为关键。经过了近三十五年高速增长，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潜力可能遇到了各种瓶颈。最为严峻的是，如何化解过去货币超发带来的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双高的挑战，可以说，从目前来看，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国际形式非常不稳，货币战争和汇率战争背后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依靠外需带动增长的模式几乎已到尽头，短期内无法改变，扩大内需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过，不可否认，我们遇到危机往往通过政府投资和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民间资本难以启动，就算启动也难以有足够的信贷支持。

第三，社会信任度下降，政府和企业必须重塑信任形象才能缓解信任危机。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社会冲突增加会导致社会风险加剧，比如因为拆迁导致的利益纠纷，由环境安全引发的群体性散步事件，都是这种风险加剧的表现。人们对于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不信任，是因为数据造假必然结果，就算是数据是真的，由于人们经常感到数据失真，很多人也不相信这些数据了。这就很可悲，主管部门费了无数精力和金钱，得出的数据成了废料。

第四，货币和房地产成为中国未来最不确定性的因素。很多人否认货币超发，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和数据，非要证明没有超发货币，这无疑是鸵鸟策略，从购买力角度来看，老百姓又不是傻瓜，一百元贬值很多，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关键是我们该如何治理超发的货币，未来是否还进行货币超发，这才是关键所在。不可否认，中国房地产处于分化状态，一线城市房价高居不下是一个事实，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问题是这样的价格是否还要持续上涨，直到天花板。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经过四年多的大跃进，很多城市沦为了人们常说的鬼城，如果这些地方房地产倒下后，跟着倒下的将是一大片，甚至会引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大爆发。

没有问题的时代是不存在的，分歧点是逃避问题还是直面问题。选择前者后果不堪设想，总有一天无路可逃，还是要面对现实。选择后者虽然短期内很痛苦，但是却不容易错失改进良机。当前要改革已经成为共识，如何改革往往是迎接问题和挑战中细化和执行的，相信我们能够迎接挑战，并战胜这些困难。

（注：本文转载自“朱大鸣--凤凰博客”，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