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中国微妙修正“韬光养晦”战略

以根正苗红出身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在他精心筹划的第一次对外访问行程中，含蓄而强烈地向外表明了其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的重大调整。在邓小平理论被奉为不可轻易逾越的最高权威后，“韬光养晦”总方针首次得到大胆矫正，从以“韬光养晦”为基调向以“有所作为”为基调作了积极而微妙的转变，部分回归毛泽东主义。这也是他试图调和“左”、“右”思潮，从中共建政历史中尽最大可能挖掘民族主义遗产、扩大执政资源、强化执政根基、巩固新形势下执政党领导的努力的一部分。

作为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外交行动，他对俄罗斯的访问，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明显恶化、中国全面转向与美国进行战略接触后，中俄关系向原中苏盟友关系的某种回归，其准结盟性质进一步强化，以此平衡美国对国际体系主导。反对美国对全球体系的单一领导，是中俄共同的战略需求。正像他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所表达的，（在中俄加强战略协作的情况下），“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除了两国在对外战略上相互需要之外，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的新威权主义体制与中国的现存体制也有很大相似之处，两国有更多共同语言，俄罗斯也不会对中国的体制进行外部干预，这一点在世界共产主义萎缩、西方民主体制前所未有强势的背景下更为中方看重。

习近平对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非洲三国的访问，则是中国外交大棋盘上另一个战略支点。中国和非洲也是相互现实需要都很强烈，中国需要更庞大的资源能源和商品市场，需要外部战略支持，而非洲与中国的合作具有传统优势。非洲目前依然贫穷落后，急切需要外部投资、援助，与中国的合作符合其战略利益。因此，它们也不可能对中国国内事务指手画脚。中国在非洲寻找中国式盟友——用中国话说就是“全天候朋友”，坦桑尼亚是继巴基斯坦之后又一个享受此称号的国度。

而与金砖四国的会谈虽然是预定之事，但也正巧与中国新外交政策不谋而合。它们都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既在资本主义体制上与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在国家发展和全球经济秩序方面有自己的考虑，在这方面，“金砖五国”成员国具有相同的诉求，也是它们在战略上合作的基础。

也就是说，中国新国家主席的首访，特别是刻意选择俄罗斯作为首访中的首访国家，是有其耐人寻味用意的。在中国发展日益深入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式的列宁主义体制在内的新威权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体制的冲突日益加剧和明显，中美在意识形态、国家体制、发展模式方面的对抗也忽隐忽现。而保卫列宁主义体制、实现体制的内在需要和国家的外部安全最高统一是习近平新领导集体的核心诉求。他对内表示“既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对外高扬民族主义旗帜，就是明确信号。中国新对外方针的总特征是以建立新威权主义准同盟为基础、以坚守传统的列宁主义体制和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的意识形态为支撑、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和国际体系建立既深化合作又积极斗争的关系为主调的。中国改变了以往在对外交往中一味藏拙，压抑自身的倾向，转而带有更多的主动和进攻色彩，以攻为守，以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内部体制利益和外部安全利益。首访国家无一不与中国的这一外交新趋向相符合。

习近平主导中国外交战略新的重要转型不是偶然的。在其前两任执政时期，都囿于各种内外因素，未能敢于突破“韬光养晦”战略。正因如此，中国的外交被视为软弱无力，无法有效应对外部挑战，备受民众质疑。他在执政之初就对中国外交根本战略进行了重大修正，其背后，一是中国综合实力确实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很大提升，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二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中国的防范、牵制、遏制乃至挑衅行为日益增多，威胁国家安全和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因素显著增多；三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对外方针在两个极端方面都进行了较长期的试验，其成效以及民众的态度都已充分地反映出来，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历史积淀，而在习就任总书记后发表民族主义观点进行试探的结果是得到了大量公众的支持，为他进一步调整外交战略提供了民意基础；第四个原因则是个人的和时代的，拥有红色后代和转型期领导人双重身份的习近平也更有底气、更有手段对国家重要政策重新定位，并根据需要进行转变，新的时代产生新的思潮新的需要，也促使执政者重新思考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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