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贵：突围“中国式过马路”困局需改变治理思维

在路口凑够一拨人就走，与红绿灯无关。这种行人无视交通法规过路口的现象被称为“中国式过马路”。即日起，交管部门将依法严管此类违法行为，“带头”闯灯的行人将面临罚款，对于态度蛮横、拒不服从纠正，有妨碍民警执行公务甚至是袭警行为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4月9日《新京报》）

无独有偶，8日开始，南京交管部门对“中国式过马路”动真格，闯红灯横穿马路要罚20元。（4月9日《现代快报》）

“中国式过马路”要不要治、有没有法子治不是问题，陷入屡治不愈甚或愈治愈烈的尴尬困局才是问题。谈及“中国式过马路”话题，恐怕“一千零一夜”也说不完；然而说来说去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认为，突围“中国式过马路”困局，不妨化复杂为简单，回归常理和问题本初。就治理主体而言，至少要改变三项思维定势。

首先，运动式思维。平心而论，各地交管机关这些年没少对“中国式过马路”“集中整治”，然而效果大同小异：有苦劳但功劳不敢恭维。因为整治过后人们见到的是，一切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尽管问题成因复杂，但说到底，在于治理机关按照“祖宗之法”、基于一元运动思维“集中整治”，进而导致“闯红灯”事后反复变本加厉成为“老大难”问题。

再者，迷信劝导思维。为整治“中国式过马路”，不少地方想出执法之外的“法外之法”。比如目前交管部门为劝阻行人闯红灯，安排交通文明倡导志愿者，安装信号灯语音提示器等等。应当承认，新法产生过一定作用。但须知，提示毕竟不是执法，志愿者毕竟不是执法者。我在路口就没少见到行人不理会提示劝导我行我素的。少数地方迷信“法外之法”，归根到底是基于执法畏难心理。有交警就坦言，处罚起不到震慑作用，且容易引发矛盾。可以说，正是日积月累的畏难情绪，导致了“放纵—畏难—再放纵—更畏难”的恶性循环。

还有，法不责众思维。毋庸讳言，时下不少地区“中国式过马路”乱象已然发展到法不责众阶段。有两个问题须要厘清：第一，法不责众是不是不执法或报废法的天然理由？当然不是；第二，法不责众到底是谁造成的？当然不是后者。试问，当第一个违规者就被严格执罚，继而“凡违就罚”，会有法不责众吗？我同意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观点，“执法者应该有个长期严管的态度，让绝大多数人感受到法律所设的红线不能碰，才能逐渐养成习惯”。执法部门不能一味地将责任推给百姓，而要将法律真正落到实处。事实上，国家层面的道交法以及各地的实施办法，对行人违法都有明确规定，就执法层面而言，法不责众说明执法机关落实法条有问题。我请问，设若平时执法以“抽查”示众，问题严重又以“运动式”应急，又焉能不使行人形成侥幸想法？久之，如是想法一旦成为惯性，又岂能形成路人良好的交通意识？

让我谨慎乐观的是，北京相关人士坦言，此次重提对行人违法严管，不会是“运动式”执法，“交通秩序整治要形成常态化，效果出来以后力度不减，才能保证交通陋习逐渐改善”。当然，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如是信誓旦旦，之前相关管理者也没少说过。总之，突围“中国式过马路”困局，改变治理思维定势才是治本。不信，我们每天上班在路口上都能得到验证。（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