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济：新规能破解“中国式打车难”吗？

出租车改革措施终于出台了！日前，北京市公布《关于加强出租汽车管理提高运营服务水平的意见》，提出未来将推行一揽子综合措施，改变“中国式打车难”。

提到出租车，就会勾起很多人内心深处的一丝酸楚。或是赶着去火车站，或是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站在路口频频招手、心急如焚，就是不见出租车踪影，好不容易迎来一辆，却旁若无人地呼啸而过，留下路人空自跺脚骂娘。打车难，打车难，已经成为公众内心的伤、城市管理的痛，并严重影响中国首都的形象。因此，改革措施甫一出台就备受关注，何尝不是因为出租车行业的问题早已令人忍无可忍？

改革措施中的一些新提法引起热议，如适度增加新车、推广电召服务，特许经营权由“无期”变为6年，明确“份儿钱”含义，等等。然而，且慢急着拍手称快，新规虽然触及到出租车行业的敏感问题，但有些方面还不免让人有“浅尝辄止”的担心。

比如说适度增加新车，仍然是行政干预的老路子，殊不知，政府部门难以敏锐捕捉市场需求，这是导致出租车市场一直以来供给失衡的重要原因。如此一来，供给不足时，多余车辆无法退出；供给有余时，新的车辆又不能获得政府特许经营。

再说特许经营，尽管从无期变为6年，但是特许经营的门槛并未放宽，市场调节的力量仍然难觅踪影。在经营权由政府主管部门把控的情况下，准入的过程如果不公正公开透明，寻租的空间依然不小；而退出机制如果不够明确、有力，所谓的“无期变有期”也可能只是形式而已。因此，《意见》中提出的“明确出租汽车企业经营和驾驶员从业的准入退出等条件”，是出租车改革的重中之重，条件设定是否合理，关系着改革的成败。

明确“份儿钱”含义固然重要，但当前更重要的问题是，“份儿钱”收多少比较合理？“份儿钱”定价是由企业一方决定，还是司机参与协商？不解决这些问题，所谓明确“份儿钱”就有避重就轻之嫌。

归根结底，“中国式打车难”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政府是否应逐步放宽特许经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二是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利益分配问题，如何寻求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让“份儿钱”不再那么沉重？

当然，出租车行业出台改革措施，风向还是好的。然而，“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下一步须认真细化有关规定，真正触动一些垄断者的利益，才能使“中心城高峰时段出车率不低于80%”等目标不至于沦为空谈。

（李克济，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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