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人：中国需要普京 “釜底抽薪式”的反腐力度

俄罗斯国家杜马24日就禁止政府官员拥有境外银行账户及证券等的一揽子法案进行三审亦是最后一次审议，法案获得高票通过，这被视为俄罗斯向高层腐败改革的因子。法案说，制定该法案的目的是“保障俄联邦国家安全，规范院外活动秩序，扩大投资俄经济资金来源，提高反腐败有效性”。此举无疑为将加速推进俄罗斯反腐败的进程。但与此相对应，国内对于腐败的改革尚未出台有效的技术或制度措施，中国需要普京 “釜底抽薪式”的反腐力度。

腐败的根源在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监管空白

前苏联与中国都是传统的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通过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一点上，中俄二者是相同的。但在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性质、目标方法和步骤以及改革的绩效方面，中俄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在腐败的问题上，中俄却有着相同的问题，在处理的机制上，香港《大公报》曾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俄罗斯的改革就像做手术，国家随时准备上手术台，中国改革则像吃补药保养。俄罗斯的改革建立在苏联解体的基础之上，而且在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这场改革还远没有结束。普京在新就任俄罗斯的总统之后，就力主提振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但因受制于国内错综复杂的既得利益者的势力制约，普京的经济改革措施往往落不到实处。基于这方面的考量，延续的震撼疗法就成为普京对这些俄罗斯“公务员”釜底抽薪的无奈之举。

俄罗斯在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经常处于百名之外，不得不与一些以腐败著称的非洲小国为伍。当今的腐败源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而腐败泛滥高峰期则是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八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政治改组和外交盲动，打开了混乱失序的闸门。一时间境内外黑社会势力与蜕化的苏共官员借机相互勾结，浑水摸鱼，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在苏联解体的废墟上发财致富。俄罗斯腐败之所以成为难以医治的“癌症”，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是造成腐败的祸根。

而中国的腐败根源则在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条件下，过去靠计划调拨管理的资源绝大部分转为市场化、货币化，而现行的监督体制基本上是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必然会产生种种不适应的状况，必然会增加权钱交易的机会。此外，在社会转型期间，新的经济领域不断产生，如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而原有的监督体制中并没有这些方面的制度设置，因此形成监督空白，导致这些新兴领域成为腐败的高发区。

腐败的解决措施在于强化对于权力的约束

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近邻，在各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两国的社会发展曾走过基本相同的道路，也有不同的经历。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尽管两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迥异，但各自在政治经济转轨方面还存在很多相同的内容。正因为此，两国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虽然有其本国特色，但也有许多相同的方面。据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对世界上国家清廉指数的排名表明，在过去的十年中，中俄两国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对于腐败，小则引起政府官员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经济衰退，大则危及执政党执政地位乃至社会稳定。此次普京对于政府官员境外账户的管制，无非想创造一个开放的经济投资环境，在国际社会上打造俄罗斯政府清明的形象。无论基于何种目的，从技术的角度考虑，此政策如能切实的实施到位，将会极大的改善目前公务员贪腐的势头。

对于中国政府来讲，要抑制腐败，就必须加强对灰色权力和灰色资本的约束。要防止权力的放纵，更要斩断资本对权力的腐蚀。作为贪腐的主体，政府官员在利用权力寻租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强化对公务的管理，除必要的强化意识的培训之外，更关键的是要创建一个有效的保障机制，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俄罗斯的取消官员的“境外账户”只是一个开始，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隔靴挠痒式的运动式反腐败，将不会对腐败有彻底的改善。如斯，制度上的改善和约束就显得必要。

治天下国家，心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

对于腐败，作为民众的一方势必是深恶痛绝的，无论是政治学家所说的社会稳定还是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效率优先，还或者是思想学家所推崇的道德精神，如放在腐败的情景模式下，这些无疑都会变得不堪一击，但这些也正是推动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不断发展的前提。人类政治社会引以为傲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致害人。才不会有以强凌弱，才会给无助的老人和流离失所的乞丐以温暖的家。（文/大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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