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信息公开”需要全社会配合努力

　　北京警方昨天通报安徽女青年袁某在北京南城京温商场坠楼事件的侦破情况，排除了中毒、性侵以及他杀的可能，做出死者“自主高坠死亡”的结论。警方昨天还通报抓获一名在网上散布谣言的女嫌疑人，后者在微博上自行编写“京温女孩被七名保安强奸，警察拒不立案”等博文。至此，网络上近日的又一热点传闻有了较完整的官方回应。

　　质疑和“网络破案”成了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的焦点群，它们不断更替，都编入了一些针对警方的情节，诱发更多想象，使本来性质清楚的案件复杂化，最终质疑到警方道德。不知道今后这样的事情还要反复多少次。

　　我们显然需要走出这个怪圈。很多人提出，官方公开信息和加快对舆论的反应速度，是建立政府公信力的关键性环节，也是减少对官方质疑的必由之路。这个判断有其道理。事实上，官方这两年总体上接受了这一认识，各部门对热点问题的回应率和回应速度都在上升。当然，重要部门设置与民众沟通的专门机构或渠道似已成当务之急。

　　但中国成为“信息充分公开”的社会尚需一个过程。对什么信息公开，什么信息不公开，不仅官方，其实全社会都在摸索。比如中国各界人士对涉及自己的信息都很敏感，这要求官方的信息必须“很准确”，中国一时还较难做到对敏感的事情边处理边发布信息，大多数部门和官员还是愿意有了“完整结果”、“搞准确了”以后再做发布。

　　这同舆论的要求构成差距。微博等对事件做到了完全的实时传播，要求官方的回应也应实时和同步，但官方显然做不到。由于官方已经缺少公信力，官员回应速度跟不上成了“隐瞒事实”的新证据。这样的舆论一旦形成，涉事者提什么样的“公开”要求都成了合理的，尽管其中一些要求涉及到其他人的权利，未必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互联网舆论的不冷静给官方造成额外压力，会影响一些官员对究竟该怎样回应舆论产生犹豫。他们不得不考虑回应的效果，因为虽然对民众来说“官方”是一个整体，但对处理具体事情的公务员来说，他们都承担着具体的责任。

　　信息公开的“突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它不是官方单方面的事。少数人可以把质疑一切当成乐子、甚至狂欢，但舆论在提出具体质疑的同时，也应肯定官方这些年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进步，对官方的诚信度给予客观评价。

　　比如把最近针对警方的质疑串在一起，中国警察的形象就是不作为、故意隐瞒真相、包庇作案者等等，仿佛他们站到了民众利益的对立面。但让我们离开互联网，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警察吧。在夜路上你看到他们，会不会更有安全感？在街上问路，如果能问到警察是不是更放心？一旦遇到危险，你会不会想到拨打110？总之，现实中的警察是你的对立面吗？

　　在一个案件中，听警方的说法，肯定比听任何单一当事方的说法有更高接近事实真相的概率。因为后者多少都会带有自己的情绪和意愿，警方背靠的却是法律和公共利益。

　　中国警方是当下社会较好治安和重案高破案率的贡献者，让我们在鞭策他们的同时，也肯定并尊重他们，信任这个群体对恪尽职守、服务人民的赤诚。这样，质疑就不会走向偏执，舆论不仅活跃，而且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