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土地承包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没有解决农村产权的构架问题。比如，农村土地产权是集体所有，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对这块地的使用权可不可以转让，可不可以卖，没有发言权、支配权、决策权。

土地的所有权是一种财产权，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既然农民没有“三块地”（宅基地、承包地、林权用地）的财产权，也就无法普遍融资质押。数据显示，中国贷款余额中，农民家庭贷款1%都不到，城市居民倒有15%——主要是住房按揭贷款。因此，农民不贷款，主要原因不是技术问题，不是态度问题，不是银行俯不下身，关键是农民个人没有资产可以抵押。

现在，我国农民年收入中90%多是劳动收入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补助的钱，家庭财产性收入不超过3%。这是中国农民长年不脱困，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以田东为代表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其实就是做了一个新型的确权工作，让农民有资产可以去抵押贷款，去做买卖也好，扩大种植规模也好，都能有利于增加农民整体的财产性收入，相当于挖开了农村沉睡已久的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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