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系统募捐额连续两年下降，同比下降两成多。这是民政部在深圳发布《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披露的信息，具有一定权威性。

看到这个消息，很多人大概不约而同想起了“郭美美”事件。实际上，“郭美美”事件只是压倒红会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红会募捐额下降，其公信力危机固然是主要原因，但若干其他因素却也不应忽视。例如，这两年也是我国年度捐赠总额连续下降的时期，而这其中既有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也有重大自然灾害减少以及盲目捐赠行为大量减少等因素。蛋糕本来就小了，再加上红会自己不争气，募捐额下降不足为奇。

社会慈善格局日益多元化，也是红会“吸金”能力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方面，一者在于国家逐步放开了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登记审批，民间公益组织呈迅猛增长之势，这让公众有更多的捐款选择权；另一方面，网络公益平台等慈善创新工具崛起，这直接对红会等传统慈善机构构成了强大竞争。例如，在雅安赈灾中，壹基金等民间公益组织反应迅速，表现不俗。

红会系统当前其实处于前有陷阱、后有追兵的困境。哪怕红会逐渐抚平创伤，恢复自身公信力，它仍不得不面对社会慈善格局已逐渐发生逆转的挑战。所以，摆在红会系统面前的任务，不仅是该如何重建公众信心，还在于该怎样迎接已经到来的时代变化。

时代变了，全民慈善的时代真正到来了。如果不能适应时代变局，主动拥抱这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慈善格局，再强大的慈善机构都可能被时代所抛弃。对于红会来讲，加快搭建公开透明的捐助平台、完善相关监督机制，已不足以因应这场巨大变化。为此，红会还要更多地借助创新手段，由内而外地改革体制、整合资源，俯下身子接地气，红会的信任危机自可迎刃而解，进而才可能从当前困境中突围出来，完成自身转型，走进公益新时代。

对于公众来讲，网络捐助等创新平台的出现，让他们可以真正地实现一对一爱心捐助。这也意味着，公众真正掌握了慈善自主决定权，而不必仅仅凭借一个慈善组织的所谓公信力就掏出腰包。如果说“郭美美”事件一时让红会系统陷入形象危机，后者可说才是真正让红会面临生死考验的决定性因素。

至于何去何从，红会自应保重。（魏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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