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种了几亩地，年收成就几千块钱，家里还有老人得了重病，这1500万元的连带赔偿，我们得还上几百年。”对于驾驶大货车超载110余吨行驶至怀柔区白河桥上时，突然遭遇桥面垮塌的张文军来说，今天是二审开庭的日子。（9月24日《法制晚报》）

　　既然经过缜密调查论证，认定宝山寺白河桥的垮塌系张文军所驾驶货车超载所致，判决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法律层面来说自然无可厚非。不过1556万的天价赔偿金，用张文军的话说得还几百年，倒也值得认真考量，法院一纸判决根本不具执行可行性，那这样的判决意义几何？

　　类似的赔偿判决，近年来似乎越来越常见，比较典型的是，前年，湖南省桂阳县农民李清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贴有“鄂尔多斯”、“恒源祥”等商标的假冒羊毛衫，获利1万元左右，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被媒体曝光后引发广泛争议，后重审改为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991859元。

　　张文军案会不会像李清案一样被改判尚难预料，案情的相关细节、赔偿金额的计算是不是合理，有待各方商榷、讨论，不过，正如李清案曝光后舆论所质疑，近年来个别企业甚至是知名大企业涉嫌假冒伪劣、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往往都是不痛不痒地罚款了事，何以对一个个体户如此挥舞法律大棒重重责罚？显然大家质疑的不是判决无据，而是存在司法不公、拣软柿子捏的嫌疑。

　　同理，一段时期以来，“豆腐渣”工程导致的公路、桥梁毁损、垮塌事件时有所闻，动辄损失就达数千万之巨，而且建设、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被查实，然而，有多少涉事官员和相关责任人，被依法按照实际造成的损失和责任被判巨额赔偿的？这其中显然不只是否于法有据的问题，更是一个司法公平的问题。

　　在法治社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最根本的法律原则，但人们更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境界，不同司法主体，不因身份、实力、背景等而承担不同的法律后果，如此，即便出现这类天价判赔，就不至于给社会带来刺痛感，也才能促成全社会各个阶层对法律的敬畏，进而避免法与理的严重平衡。（范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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