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已有19个省份首次按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要求，向社会公开其社会抚养费年度征收情况。这些省份公开的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超过166亿元，各地征收数额差异巨大，最高33亿，最低仅350万，相差近千倍。专家称，征收额特别高或特别低的省份确有原因。

在超生罚款“换了马甲”之后，许多人并不知道社会抚养费就是之前的超生罚款。名字好听悦耳了不少，可无论是叫罚款，还是叫收费，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者，在行政学里，都属于“行政处罚”中的“罚款”类别；二者，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自行处置权，并没有行政罚款应有的“羁束性质”；三者，都没有明确的用途与去向，既和“社会”关系不大，也和“抚养”没有直接关系。说到底，社会抚养费就是一笔理不清头绪的糊涂账。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今年7月份，浙江律师吴有水分别向全国31省份计生委、财政厅寄出快递，申请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值得庆幸，有19个省份回复了他；非常不幸，仅有19个省份回复了他。但是，退一步讲，作为糊涂账的社会抚养费，至少从现在开始让公众看到了公开透明的希望，也让人看到了对之进行规范化管理的希望。

最大的期望是，公开社会抚养费应该成为一种制度坚持。眼下，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省一级的地方政府，正在把公开三公消费当成是一种“规定动作”进行坚持。这是透明政府建设的需要，也是取信于民的必要。遗憾的是，当下的社会抚养费仍然不明不白，即便在法律人士的申请之下进行了回复，也离成为一种制度坚持还有很大的距离。

社会抚养费之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征收依据名不正言不顺。社会抚养费存在的理由是，“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言外之意是，超生儿占用了大量社会公共资源。但是实际上，在人口拐点到来之后，超生儿意味创造人口红利，不仅不代表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反而可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除此之外，在理论上，社会抚养费存在的理论依据，也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质疑：有统计学者举出“我国社会人口密度只是世界平均水平”、有人类学者举出“人不是单纯的消耗资源者”，“人是最大的社会财富”等诊断，更有人本主义者喊出“有悖于人道主义”的口号和理论。

二是，管理和分配之乱。2002年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对社会抚养费的管理和使用，只是规定应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收入全部缴入地方财政，而上缴的社会抚养费如何使用，则由各地方政府自行规定，这给了地方政府很大的自主性。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既然是社会抚养费，这部分资金真的用于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了吗？其二，既然是社会抚养费，为何在给地方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权（包括定价权和使用权）的前提下又拒绝公开透明？

三者，到了现实层面，社会抚养费还存在“权力寻租”创收之嫌。既然计划生育不允许多生，那为何交了社会抚养费就能多生？这就好比，一家污染严重的企业在缴纳了“排污费”之后，便拥有了无底线排污的理由。社会抚养费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为了政府创收，还是计划生育，应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公开社会抚养费必须作为政府部门的“规定动作”坚持下去。数据显示，我国31个省市每年征收的超生罚款可高达279亿元。更有人进行了这样的推算，自社会抚养费征收以来，按保守水平每名超生儿须缴2万元计，根据相关法规收取的社会抚养费总数就高达2600亿元。这个庞大的数字，如果不能明明白白地展示给广大公众，很有可能成为权力部门和贪腐官员的利益黑洞。   （王传涛 投稿）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