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陆的新闻焦点全部集中在法庭之上。9月27日，河北王书金案二审维持原审死刑判决。9月25日，因刺死2名城管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同日，因在北京大兴摔死女婴的韩磊一审判处死刑。9月17日，青岛涉黑案主犯聂磊被执行死刑。8月20日，谷开来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7月12日，湖南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执行死刑。与这几起死刑案件同时见诸媒体的还有李某某强奸案、薄熙来贪污受贿案、刘志军贪污受贿案、丁书苗行贿案……

大陆媒体对死刑的关注度相当高，民间对死刑案件也充满讨论热情。因此，死刑问题绝不仅是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很多时候也是政治问题。比如夏俊峰案，全社会再次掀起了一场“该不该死”的大讨论；有网络舆论认为，“无权抵抗，是这个案子判决的终极指向”，以致于“必须死”。

民间的死刑讨论泛道德化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民间对死刑的讨论存在强烈的泛道德化倾向。在每个死刑案件中，公众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的关注远超过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关注。在夏俊峰案中，公众对其被判处死刑表达了极大同情，而原因就在于其“烤串小贩”的弱势群体身份。有网民提出质疑：小贩杀死城管判死刑，那城管杀死小贩会判什么呢？例证有，“2011年辽阳城管打死人主犯获刑11年，两从犯获刑3年”、“2008年湖北天门城管打死拍照男子获刑6年”。而当年药家鑫案中，民意群情激愤，要求判处药家鑫死刑，缘由也是盛传药家鑫是“官二代”，家庭背景不一般。当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药家鑫的家庭身份得以澄清后，网络上又是一片自责之声。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辽宁沈阳的刘涌案（刘涌，沈阳特大黑势力团伙案的“黑道霸主”）。刘涌案在证据和程序上存在瑕疵，二审法院判处刘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一出，民意激昂，认为刘涌的身份影响了判决结果，最后最高法院提审改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

死刑改革难的社会因素、制度因素

而在学术领域，法律界对于不断减少适用死刑直至最终废除死刑已经达成了高度共识。近年，中国判决执行死刑人数一直高居世界之首，面对国际社会废除死刑潮流的压力，中国政府对死刑的态度也更严肃谨慎，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了下放27年之久的死刑复核权。

关于为何要废除死刑的理论文章汗牛充栋，本文不再赘述。关于废除死刑的路径，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应从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开始，慢慢推及到废除暴力犯罪的死刑。但是，就是这第一步，中国也迟迟难以迈出，其缘由还是在于民意——为何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受贿2亿元（人民币，下同）、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受贿6460万余元都能免死，而普通人许霆只因从出故障的取款机里取走了17.5万元就要判无期？同是故意杀人，为什么夏俊峰这样的小贩就必须死刑立即执行，而谷开来就可以死缓？因此，在当下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阶层隔阂渐深的背景下，加上“仇官仇富”的民粹情绪，理性探讨死刑改革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在关注社会性因素的同时，作为一名司法从业人员，笔者认为制度因素也同样重要。正因目前司法不独立，司法权威缺失，社会公众对司法判决不信任，因而法院做出的死刑或非死刑的判决让人们习惯去猜测案件背后的非法律因素，而不是将重点放在案件本身的讨论上。所以笔者认为，司法制度改革是打破当前困局的一个契机，但要使整个社会进入理性循环的轨道，则任重道远。（作者系大陆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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