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为什么两岸都隆重纪念开罗会议70年？

「开罗宣言」自发表已整整70周年，1943年蒋介石应邀出席与罗斯福与丘吉尔三巨头的高峰会，揭开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序幕。近日两岸都各自举行了相关的纪念活动。马英九发表演説，强调台湾根据「开罗宣言」从日本殖民地回归中华民国，否定了争论不休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不过，「开罗宣言」在今天的意义不止于此。

开罗会议与开罗宣言之意义，除了涉及战后台湾地位引发台湾内部一些争外，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乏人问津，然而近年来却在两岸“突然”受到高度的关注。

究其背景，其一，因近年钓鱼岛领土纷争加剧，两岸政府在强化对钓鱼岛主权之主张时，不约而同地引用开罗宣言之行文，强调“作为台湾之附属岛屿，应於战后连同台湾与澎湖归还中国”，以作為国际法之依据；而近期大陆更进一步推展新一波的论述：“日本佔据窃据钓鱼岛是破坏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战后世界秩序”、“战败国却要霸占战胜国领土！”。

其二，马英九也强调开罗会议确定了一九四五年后中华民国与台湾之关系，从而否定争论不休的“台湾地位未定论”。马英九一方面採用直接的表述，指出“开罗宣言说明台湾是怎么回来的”；另一方面又尝试将开罗宣言与一九五二年的《中日和约》（台日和约）连接，透过时空的重置联系，从而力主“中华民国与日本于台北宾馆签署的《中日和约》确定了台湾归中华民国”，因为“ 《中日和约》履行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之精神”。

其三，过去大陆因意识形态使然，长期对开罗会议消极以对，不过近年来掀起的“民国热”与对国民党于抗战之贡献的重新评价，也使大陆学术界获得了再认识开罗会议之意义与讨论研究的新环境。事实上，今年以来大陆亦已相继召开多个纪念开罗宣言的研讨会。

开罗会议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奠定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础。笔者以为有关开罗宣言的研究是目前两岸包括抗战史部分在内争议较少，且值得共同深化研究的课题。对中国或一九四九年后的两岸政府而言，其历史与现实之意义涵盖三个层面。

意义之一，是开罗会议加速了中国抗战的胜利与日本之战败，并确立了战争结束后的中日定位，即一方為战胜国，另一方為战败国。一九四一年底美日开战，鼓舞了中国抗战的士气，蒋委员长也对开罗会议内商议的对日作战合作充满期待。事实上，开罗会议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商讨对日作战，而会议的三国军事代表也达成相关的合作共识，此对其后中国在战区进一步扭转战局，并在最后取得抗战胜利带来直接的影响。同时，开罗会议之所以邀请中国最高领袖出席，也是对中国在战后亚洲扮演领导地位的期许。另一方面，会议达成对战后日本的处置包括非军事化的共识，也导致日本在战后长期处在一个“非正常国家”的状态，并延续至今。

开罗会议所确立的战后世界秩序对中国的第二层意义，是确定了中国躋身当时“世界四强”（美英苏中）之地位。开罗会议前一个月，莫斯科四国宣言发表，中国四强地位雏形确立。该地位在开罗会议得到美英的进一步确认，对中华民国于战后与主要战胜国共同创立联合国，并顺利成章地成为安理会成员国带来直接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七一年取代中华民国而进入联合国，就是承接了中华民国当时的“五强”（美苏中英法）地位。换言之，中国之所以有今日之世界地位，其源头来自於七十年前的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影响至今的第三层意义，是决定或影响了战后中国对相关领土的处置权。此内容涵盖了四部分，其一是收复失地，包括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台湾澎湖、西沙南沙等；其二，会议宣言成为两岸主张对钓鱼岛列屿声索权之依据；其三，拥有对琉球归属之异议权。中华民国根据开罗会议期间的讨论、对会议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的理解，主张“琉球群岛之未来地位，应由主要同盟国予以决定”。

诚如七十年前罗斯福于开罗会议致开幕辞中所言，“此会乃历史性之会议……，所获取之果实，将不仅及於最近之将来，且将垂於此后之若干世代”，开罗会议及宣言对战后东亚乃至世界秩序之影响并非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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