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建：让汉学成为激活中华文化的“鲶鱼”

12月3日，“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座谈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文化部部长蔡武在会上说：“在今天的汉学学术研究中，尽管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研究方法、学术传承、理论视角及价值立场上的差异，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力争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外文化与文明的内在特征，理应是汉学研究的基本立场。”

自从400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翻译四书开始，海外汉学发展至今，已经蔚为大观。

初夏的一天，我沿着北京的北海骑车。在老城区的许多地方，房屋建在高出马路的台阶上，孩子们坐在外边写作业，老人缝衣服等等。在房子的外面有人修了特别好看的小花圃，和双人床差不多大小。玫瑰飘香，蔓生植物爬向屋顶。在架子上有仙人掌和兰花，还种着几盆青蒜。墙上有鸟笼，小鸟争相鸣叫，好像要超过丁丁当当的自行车铃声。

每次经过这里，我总是慢慢骑，以享受着伊甸园式的情调。这一天，一家人正坐在小板凳上吃晚饭，我跳下车，和他们谈论起花。

“是谁修了这个花圃？”我问。

男人自豪地笑了，指着自己的鼻子：是我。

上述文字出自瑞典汉学家林西莉的著作《汉字王国》，她通过这个生活片段引申出对汉字“自”的理解。就这样，独特的表述、别样的角度，还有不同的研究方式，让海外汉学充满魅力。

此外，无论是跟汉字书写载体死磕的钱存训，还是探挖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史华兹，亦或是爬梳理学与朴学关系的艾尔曼等等，他们都“为世界构筑了一个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知识和想象空间，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蔡武语）。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重新开眼看世界。不少中国学者发现，汉学研究在全世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以至于国人不仅要睁开眼睛认识世界，还要通过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一发现无疑加深了国人百年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比如，当时盛传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即便是今天，海外汉学的高水准依然在提醒我们：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在继续，我们面对的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会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产生巨大冲击的高度发达的文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古老的警句没有过时，我们可以也必须借助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固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不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中国的崛起，必须有相应的文化输出才能坐实。越来越多深入客观的汉学研究成果，一方面让世界更加理解中国文化，一方面有助于廓清海外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和误解。而汉学与本土学术的交流，则发挥了“鲶鱼效应”，助推后者更上一层楼。

但是，汉学终究是局外之学，在借力之余，我们也应注意不要被海外汉学研究牵着鼻子走，还是要坚持本土价值。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要在各文化交流碰撞中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文化设计，在构筑和谐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向世界输送我们的智慧和思想。

（熊建，人民日报记者，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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